李文超在清华大学阶梯教室听课。

　　核心提示

　　他59岁高考，64岁读研，68岁只身赴京做“博士旁听生”，10年间，在众人不解的目光中，陶醉于知识世界的桃花源。

　　1　白发学子

　　一大早，李文超走进清华六教(102)，就直奔教室最前排，把鼓鼓囊囊的黑色背包往桌子上一放，掏出他的宝贝家当：一个笔记本、一瓶钢笔水、一支旧钢笔。上课铃声一响，笔尖就在本子上沙沙作响，一堂课下来，他记了整整11页。

　　课间，他用混合着重庆与贵州口音的普通话与教授忘我讨论，满面红光，声音洪亮。如果不是那秃得发亮的脑袋和装在腰间布袋里的老年证出卖了他的年龄，你不会猜到他今年已经69岁了。

　　无论是教授还是学生，都对他的出现毫不奇怪，这位高龄旁听生已经在清华、北大的课堂上活跃了1年多。每天早上6点30分，他就会走出中国地质大学家属院的地下室，骑上一辆二手自行车，穿过人声鼎沸的五道口，到清华或北大听课。

　　时而有记者来探访他的“北漂”生活，他就会声情并茂、手舞足蹈地讲起自己10年间的故事。

　　2　“花甲状元”

　　李文超的人生，从59岁那年开始呈现出另一番景象。

　　2000年5月，广播里播放的一条新闻让他欣喜若狂——教育部公布高考改革新举措，取消考生“未婚、年龄不超过25岁”的限制，首次允许25周岁以上的考生报名参加高考。

　　“哎呀，这不就是说我也可以去参加高考了吗？”刚刚从贵阳铁路工务大修段退休回家的李文超高兴得想跳起来，摩拳擦掌地戏称自己要“再一次接受国家的检阅”。

　　他上一次“接受国家的检阅”是在1964年，那成了他至今无法解开的心结。

　　“从小学到初中，从初中到高中，一个班几十个人，只有一个人能升学，就是我。”然而，自认为在高考中“发挥得很不错”的他没有等来录取通知书。他无数次猜想过大学梦破碎的原因，但当时那个压抑的社会环境，让他无从寻找答案。

　　这成了他36年后再次走进高考考场的动因。

　　2000年高考期间，李文超搀扶着他88岁的老母亲去考试现场。一位保安在门口把他拦了下来：“你进去干什么？”李文超扬了扬手中的准考证：“参加高考，国家允许的！”之后，在母亲目光的护送下他走进考场，与小他40多岁的年轻人同场答题。

　　最终，他考了286分，在当年全国高龄考生中名列首位，被媒体称为“花甲状元”。

　　“我可是没怎么复习就去考试喽！全凭脑子和平时的积累！”李文超对自己当年的“裸考”经历很是得意。不过，虽然考了个“状元”，但他的分数仍离贵州省录取分数线差了14分。幸运的是，贵州师范大学破格录取他就读汉语言文学专业，并免除了他的学费。

　　3　老龄“超哥”

　　李文超迎来的大学第一课是新生军训。这位“花甲战士”虽然站在队伍的最后一排，却在很多项目中把同学们甩在了身后——在太阳底下站军姿，最笔挺；踢正步，最认真；就连从未接触过的射击，他也打了47环，在全年级排名第一，还因此被评为“优秀学员”。

　　休息时，同学们累得直接躺在操场上，李文超也跟着躺下。有同学叫他“爷爷”或“伯伯”，他不干了：“我可是参加正规高考考进来的，是你们实打实的同学啊！这么叫多别扭。”身旁一个小伙子灵机一动：“叫你‘超哥’怎么样？”李文超乐了：“这个好，就这么叫！”于是，此后4年里，他每天都与一群比自己儿子还小的孩子们称兄道弟。

　　在学习上，李文超更是不含糊。他从不缺课，几乎每节课都要抢着坐在最前面。每逢周末，别人在休息，他却泡在图书馆。因为不住校，经常晚上听完报告回到住处时已是深夜……

　　2004年7月，李文超从贵州师范大学毕业时，成绩已由原来的最后一名升到了全班第19名。

　　4　另类“北漂”

　　很多人觉得，大学毕业了，李文超就该回家安享晚年了。但李文超不这么想，他觉得自己的求学之路刚刚开始，想接着读硕士。于是，64岁那年，他一边旁听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的研究生课程，一边报名参加研究生考试。5年中，他考了5次，最好的一次考了313分，两门专业课都超过分数线20多分，但因英语成绩太低没被录取。　　

　　2010年，李文超又作出了一个“异想天开”的决定——进京“读博”。

　　他给北京多所高校写信，希望成为博士课程的旁听生。大部分信都石沉大海，清华大学的工作人员回复了他，但建议他在老家学习清华大学的远程课程。

　　但李文超觉得远程课程“没有交流感和对话感”。与家人商量后，他决定只身进京，闯一闯传说中开放自由的清华、北大课堂。

　　来到北京后，他的第一个目的地就是清华。之后，他扛着行李，一路打听，来到了距清华不远处的一间地下室旅馆住了下来。

　　第二天一大早，他手持事先通过关系得到的清华大学的课程表，第一次踏进了清华的教室。但让他沮丧的是，上课的教授拒绝了他，并指点他到教务部门进行旁听生正式注册。无奈，他只得走出教室在门外听课。

　　第二次听课的经历则让他备受鼓舞，在清华大学任教的当代著名哲学史家陈来看到他时，竟高兴地把他介绍给同学们：“这位老人家精神可佳，这么大年纪了还来求学……”

　　李文超说，这个学期他计划旁听10门课程，包括中国古代文艺理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唯物主义专题研究、微观经济学等。因为媒体的报道，清华大学宣传部了解到李文超的情况后，为他提供了不少帮助。对于自己的求学生活，李文超感到陶醉且满足。

　　他的一些“北漂”朋友觉得这个老头的生活太另类，忍不住问他：“你都这把年纪了，咋还这么‘漂着’？”李文超说：“你们是来追梦的，我也是。”

　　5　“精神贵族”

　　李文超租住的地下室只有十几平方米，住4个人，不通风，散发着霉味。不过，他对这个每月租金500元的睡铺和每月500元的伙食标准，都感到非常满意。

　　其实，他每月有2230元的退休金，在贵阳这样的城市安享晚年基本够用。家庭也很美满，两个儿子很懂事，妻子被他形容为善良美丽。这让很多人都无法理解——何苦来北京“遭罪”？

　　“关键是，我不觉得这是遭罪。”李文超说，退休后的10年，是他人生中最快乐的10年。

　　他说同龄人很难理解他的快乐：“读书是一种生命的再创造。仿佛从混沌愚昧到思想受到启蒙，再绽放出智慧的光芒。”他自认为人生达到了一种新的境界。

　　他的同学们也对他难以理解。“我知道他们怎么想，觉得我这么老了，学习还有什么用！”李文超曾就此与同学们展开过辩论：“谁说学习的目的就一定是考公务员、进国企、给外企打工？学习让我延缓衰老，知识的世界让我感到无限宽广，独立的思想让我享受公平与自由。谁能说我学习没有用？”

　　有人质疑李文超去大学旁听课程是对教育资源的浪费，他感到很是不平：“教室里有那么多空位，许多学生逃课。我不去学习，才是浪费资源。”

　　还有人说他自私，忘记了自己是一位父亲、一位丈夫。而他则认为一起生活了几十年的妻子徐长红是他心灵上的知音，并能从他的身上获取力量。徐长红说，在丈夫的带动下，她也越来越爱读书看报，不仅补习了高中课程，48岁时还拿到了省委党校的经济管理学文凭。两个儿子则说：“父亲不是温水里的鱼，是长江里的鱼。”

　　李文超出生于重庆市丰都县。他不断强调着父亲李明星、母亲秦晓兰的名字。虽然父母都是农民，但是“要读书、要良心、要勤奋”的告诫伴随着李文超成长。高考落榜后，他当过代课教师、铁路工人、通讯员、机关干部。其间，因有文化而产生的自豪感一直伴随着他。别人搓麻将、打扑克的时候，他几乎都在读书，那是他最能感受到自我价值的世界。此外，他还戏剧性地经历过“十四死一生”：大炼钢铁时腿不慎被砸伤，差点截肢；得了致命的恶疾，竟靠自己挺了过来；蹬着三轮车外出买冰箱，被一辆车撞飞了……他说，这让他对生死多了些参悟和思考。

　　正是这样的经历，让他觉得自己59岁之后的选择是顺其自然的事情。在他看来，死过多少回了，只要能睡好觉、能吃饱饭就很好，他珍惜的，唯有精神世界的丰足。

　　曾经和他一起上课的清华大学国学院博士后方鳞对他表示理解，形容他是“精神贵族”。但更多人认为，误解他很容易，真正理解他很难。

　　不过这个自认为活得惬意的老头满不在乎。“学习是我的生存方式，现在是，以后还是。”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