桓帝经历过没有实权的痛苦，因此一旦大权在握，就将其牢牢地抓住，不肯轻易放手。他尽可能地使用所谓的“旧故恩私”，尤其器重宦官。

　　桓帝重用宦官，不仅是因为宦官在他夺取实权的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更重要的是宦官的权势直接来自皇帝，而不是他们自己的背景。因此，相对于拥有雄厚的自身实力的外戚和士大夫，桓帝更愿意使用宦官，如果宦官不令他满意，他可以随时换掉，不必顾忌他们的家族背景和地方声望。

　　与此同时，桓帝对于在历次事件中都没有发挥任何实质作用的士大夫持一种极不信任的态度。他认为，士大夫是最靠不住的一群人，干不成任何有实际意义的事情。

　　这样势必会危及外戚和士大夫们的权益。于是，士大夫们开始对宦官进行打击，从而引发了宦官与士大夫的第一次激烈冲突。

　　最先发难的是南阳太守成晋，他逮捕了与宦官关系很好的当地富商张汜，结果正遇上桓帝宣布大赦，而成晋为了打击宦官，竟置朝廷法律于不顾，不仅杀了张汜，还杀了张汜的宗族以及宾客200多人，然后向桓帝上奏。几乎在同一时期，同样性质的案件也发生在汝南。汝南太守刘质逮捕了小黄门赵津，也是不顾朝廷的赦免令，先将赵津拷打致死，然后才向朝廷上报。

　　这两件大案从表面上看有两大特点，一是这两个太守的行为是非法的，二是这两个案件的处理对象确实犯有大罪。究其根本则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两案的当事人都从属于宦官势力集团。因此，这两个案件本质上就是士大夫集团打着正义的旗号，以牺牲法律的尊严为代价，打击宦官集团。士大夫们发起的这次攻击，从最表层看是正义的，至少是符合儒家思想中的正义；但从深层看是非法的，是对朝廷赦免令的漠然无视；从本质上看，就是一次政治斗争。

　　既然是斗争，而且士大夫们已经“非法”在先，而所谓的宦官们本来也不在乎自己在士大夫心中的道德形象，因此宦官们毫不客气地展开了反击。他们纷纷向桓帝提出申诉，同时又鼓动张汜的妻子上疏。桓帝闻知此事勃然大怒，因为在桓帝看来，这根本就是地方执政者公然对抗中央。桓帝当即下诏，将成晋、刘质一并逮捕，按律处斩。

　　可是士大夫们没有就此屈服，野王令张朔是宦官中常侍张让的弟弟，他性情残暴，有一次杀了一个孕妇，事后躲在张让家中。司隶校尉李膺知道后，到张让家里大搜捕，结果从夹壁墙里将张朔搜出来并且处以死刑。士大夫们如此顽强地抵制以桓帝为总后台的宦官集团，当然会招致来自宦官集团和桓帝的共同打击。

　　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宦官派人诬告李膺等人结交太学生及郡国生“诽讪朝廷，疑乱风俗”。桓帝听说后震怒，命令天下各郡各国逮捕党人，并公告天下，好让天下人都憎恶他们，又逮捕了李膺等人。由此牵连到陈寔等200余人，即使有人逃亡没有被捉到，也都被悬赏通缉。奉命传达捉拿党人的使者四面出发，数量多得在大道上互相可以望见。

　　第二年，尚书霍谞、城门校尉窦武共同上表为党人求情，桓帝的怒气才稍稍缓解，下诏释放党人们回家，但仍对其实施终生禁锢，并且将党人的名字记录在案。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党锢之祸中的第一次党锢。

　　桓帝通过党锢，在打击士大夫势力的同时，也打击了正义；在强化皇权的同时，也使得宦官集团势力越来越大，最终弊大于利，为东汉王朝最后的覆灭埋下了祸根。

　　（摘自洛阳市地方史志编委会编的《千年帝都 百代帝王》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