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与历史夹缝中的人性悲歌
到了一个比较像样的县城后,陆焉识决定住下来。
县城里有个邮局,门口挂着个大钟,还有一部电话。
晚上八点钟,县城所有商店和居民家都关门熄灯了。邮电局的电话小窗口,一点儿光亮也没有,凑近了却能听见里面有一架无线电在寻找波段。
陆焉识敲敲窗子,夜班接线员是个小伙子,问陆焉识敲窗有什么事,陆焉识笑了笑。
小伙子告诉他,电话按分钟计费,如果他觉得打长途电话划不来,也可以发电报。他递出来一张电报稿纸。陆焉识把稿纸恭敬地推回去,问小伙子,能不能请他先接通上海电话局。
“上海电话局接通了。”一分钟后小伙子说。
上海女接线员不久就按照陆焉识提供的婉喻的地址,查到了婉喻所在里弄的传呼电话号码。
他站起身,把传呼电话号码告诉小伙子,然后要了一支笔、一小张纸,写下了婉喻的名字和门牌号,让小伙子请上海方面的传呼人叫纸上这位女士来接电话,他觉得这样可以绕开陷阱。
小伙子拿着纸看了一会儿,又念了一遍。小伙子在这里闲惯了,有点儿事情精神非常好,还说起了普通话。
接线员对着话筒说出“冯婉喻”三个字时,眼睛明亮地看了他一眼,为自己刚刚跟大上海通了话而骄傲。然后他告诉他的顾客,传呼人已经叫人去了。陆焉识让他立刻挂电话,小伙子一脸不解,迟疑地把电话挂上了。
“这样可以省电话费。”陆焉识解释,口舌又恢复成当年课堂上陆教授的样子了。他伪装了这么多年,幸亏只是说话结巴,思考问题一点儿也不迟钝。
“上海很大的,一个人跑去叫另一个人,要跑半天的,上楼下楼,人在路上跑,这里电话费还要算,没道理的,对吧?”我挥霍了半生的祖父,这时候精得可怕,趁着小伙子的懵懂已经刮了邮局不少油水。
婉喻终于来了。声音非常小,这就是婉喻。她问:“请问你是哪一位呀?”当着接线员小伙子的面,陆焉识也顾及到激动起来会耗费电话钱,便用冷静的上海话问她:“还好吗?”
婉喻只吸错一口气,便马上调整了一下,冷静下来说:“谢谢你,我蛮好的,你呢?”即使是两个晒太阳、逛市场,天天见面的老邻居,也不会比他们这时的口气更平常了。
“我看到小囡囡了。”他指丹珏,“在科教片上。”
婉喻说:“真的?那边也看得到片子吗?”陆焉识想,他的电话费不够他告诉婉喻,为了看科教片上的小女儿他付出的代价,更不够叙述那一夜他是怎样过的。电话钱只够他说丹珏很像婉喻,婉喻说丹珏长得远比她年轻的时候好看,他说能见一面就好了。婉喻顿时不做声了。他在这个当口挂了电话。
他按住话筒想,婉喻一定听得懂他的话。他的话该这么听:只要能见你一面,我就可以去死了。他付了钱,道了谢,又在小窗口下蹲下来。他听见接线员把电话收进窗子,又把窗子关上,接着弄他的无线电去了。
陆焉识有意让自己动动,不能老蹲在窗下,走走或许会好过些。但还是不行,他终于忍不住了,把头埋在膝盖里,呜呜地哭了起来。他哭的波长和接线员无线电的波长合在了一起,因而接线员没有听到他的哭声。
第二天,有一班去兰州的长途车。他将在兰州城外一个小站登上去西安的火车,再由西安到上海。此刻的老几没有去想,其实他这一刻的境遇早在1936年10月就注定了。(摘自《陆犯焉识》 作家出版社 严歌苓 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