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离蜀东下。 记者 赵朝军 翻拍

　　避乱离洛

　　郑善果的知人之明，使13岁的少年玄奘被破格剃度，进入佛门，在洛阳净土寺研修佛经。

　　我们知道，十几岁正是男孩子活泼好动的时候，很少有坐得住的。但玄奘不同，他小小年纪就“爱古尚贤，非雅正之籍不观，非圣哲之风不习”。也就是说，他思想上比较“早熟”，从小就有远大理想，不喜欢和同龄人一起玩闹，把时间都用在了学习上。

　　洛阳净土寺有两名造诣很高的僧人，一是景法师，一是严法师。玄奘早慕二位法师之名，以前苦于“名不正言不顺”，无法专门求教。现在有了机会，他就先跟着景法师学习《大般涅槃经》。这部佛经主要讨论的是佛性问题，即佛应该具备哪些品质，什么样的人才能成佛等。随后，他又跟着严法师学习了大乘佛教的重要佛典——《摄大乘论》。玄奘最初正式从师学习的这两部经书，对他的一生影响很大。

　　当时的洛阳是全国政治经济中心，佛学氛围浓厚，常有高僧在各寺院开设讲坛。少年玄奘除了在净土寺修行，也常到各寺院听讲，他天资聪颖，加上勤学不辍，很快就在洛阳佛学界小有名气。

　　然而，好景不长，隋炀帝大业十四年（公元618年），朝廷的暴政引发了农民起义。李密率领瓦岗农民起义军，与隋军展开了争夺洛阳的大战。曾经十分繁华的东都洛阳沦为战场，百姓难以维持生计，四散避难，各寺院的僧人也纷纷逃离。

　　19岁的玄奘眼见局势混乱，在净土寺里已难觅一片净土，便与二兄长捷商量：“大家都往西走了，我们不如也去长安，说不定在那里可以继续求学。”事已至此，长捷只好听从玄奘的建议，西行长安。

　　从洛阳到长安，路途不算很远，兄弟二人简单整理了行装，很快就出发了。可是，到长安后他们发现，想在这里求学，至少目前是不现实的：唐王朝初建，百废待兴，没有人关心佛学，偌大一个长安城，竟找不到一个开讲佛经的场所！

　　全国的高僧不在东都洛阳，也不在京师长安，他们都去哪里了？兄弟二人经打听得知：较为偏远的西南蜀地未受战乱影响，高僧们都到四川讲学去了。既然这样，二人毫不迟疑，立即决定离开长安，奔赴四川。

　　玄奘与二兄长捷经子午谷入蜀，当他们越过秦岭，到达汉川（今陕西南郑县）时，意外地追上了先行南下的景法师。“他乡遇故知”，这真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大家结伴而行，玄奘在途中继续随师父学经，一个多月后，一行人抵达已成当时全国佛教中心的成都。

　　陈门双骥

　　隋末唐初的战火没有波及四川，因此玄奘兄弟来到成都时，看到的是一派太平景象。全国的高僧云集这里，开讲坛，授佛经，有时也与道教展开辩论，一切充满生机。他们感觉终于找到了“组织”，便在空慧寺安心住了下来。

　　长捷在洛阳佛教界早有盛名，他满腹学问，风度翩翩，口才绝佳，常被邀请去开讲座。到成都后，讲经说法又成了他的日常生活。不过，当时已改朝换代，建立唐王朝的李渊父子尊道教鼻祖李耳（即老子）为祖先，不像隋炀帝那样只重佛教。因此，长捷除了为人们讲佛经，也讲老庄。用现在的眼光看，他既是“偶像派”，又是“实力派”，所开设的讲座很受欢迎，在成都引起不小的轰动。

　　与长捷相比，玄奘初到成都时的生活比较封闭。他潜心学问，跟着道基法师等人学习，很快就掌握了多部重要佛典，以至于道基法师感叹：“我从没见过悟性这么高的学生！” 唐高祖武德三年（公元620年），21岁的玄奘在成都受了具足戒，这是他人生中的一件大事。

　　具足戒又称大戒，是佛教僧尼的最高戒律。佛教认为，要成为一个合格的僧人，必须经过长期修行，而一旦受具足戒，就说明这个人在佛学上已有很高的造诣。受具足戒并修习律藏后，僧人即可独立主持佛事。那么，玄奘受具足戒后，要遵守多少条戒律呢？说出来你可能不信：多达250条！这些戒律对僧人的佛学修养和日常生活都有严格规定，甚至细化到了如何喝水。不过，这还不是最严酷的，如果是尼姑受具足戒，要遵守的戒律更多，达到300多条。当然，对一般的居士来说，是没有这么多“清规戒律”的，只用遵守其中几条可以了。

　　玄奘受了具足戒，发誓遵守250条戒律，此时国家才为他发放正式的度牒（即当和尚的凭证），成为一个官方认可的僧人，并享有一定的待遇。从这时起，玄奘也可以独立讲经了，他是真正的厚积薄发，在成都佛学圈的声望很快赶上了二兄长捷。那些见识过长捷法师风采的人，如今见玄奘年纪轻轻就精通佛学，赞叹不已，将他们兄弟誉为来自东都洛阳的“陈门双骥”。

　　成都的生活是宁静而安逸的，玄奘不缺少鲜花和掌声，但他并没有满足于此。24岁那年，他和二兄长捷商量：“这里的佛经，我们几乎研究遍了，继续留下来的意义不大。我们不如离开四川，到各地访求名师吧！”长捷听了这个提议颇感意外。他对玄奘说：“这和当初离开洛阳可不一样啊！那时我们是为了求学，同时躲避战乱。现在国家太平，你我在这里也有了很高的声望，何必还要东奔西走？”

　　玄奘一听，明白二兄是满足于目前的成就，留恋成都的生活，不愿再过苦日子了。虽然兄弟情深，但人各有志，怕长捷阻拦，他决定不辞而别，云游天下求学。只是他没想到，这一别就是永别，此后兄弟二人再没见过面。

　　誉满京师

　　当时，玄奘离开成都，沿江东下，是和商人结伴而行的。古代交通不发达，一个人长途跋涉，动不动就是几个月甚至几年，不确定因素太多。不像现在，你想去哪里了，事先打个电话联系好，坐上汽车、火车就能走，乘飞机更可以节省时间，古代没这个条件。僧人常是芒鞋破钵，独自出行，而商人往往以商队方式行进，带有足够的粮食、水和钱财，一般还有自卫武装。因此，考虑到路上的便利和安全，僧人通常喜欢与商队结伴而行。

　　不过，僧人并不是商人的累赘，双方是互惠互利的。举例来说，僧人享有免税指标，双方结伴而行时，僧人可以帮商人带一些东西，说是自用的，就可以免去关税。总之，从历史上来看，僧人和商人的关系复杂而微妙，与我们平日想象的大不一样。

　　玄奘随着商船离开成都，入长江，过三峡，很快到了荆州（今湖北江陵县）。登岸后，玄奘在天皇寺设坛开讲《摄大乘论》等佛经，听者如云，连周围一些很有名望的僧人也被吸引了过来。随后，玄奘又至扬州、苏州等地拜谒高僧。当时苏州东寺的住持智琰已60多岁，很有学问。听玄奘讲经之后，这位高僧觉得自己穷尽一生，也难达到这样的高度，不由得潸然泪下。他感叹自己是“桑榆末光”，而玄奘是刚开始散发光芒的太阳，因此对玄奘“执礼甚恭”。玄奘对智琰法师也很尊重，两人遂结成忘年之交。

　　离开苏州后，玄奘又北上相州（今河南安阳）、赵州（今河北赵县），遍访高僧，学习了《杂心论》等多部佛教经典，同时也研究了佛教各派的学说。这段时间，玄奘时常想，当初自己和二兄长捷离开洛阳，目标是到长安求学。当时唐王朝初建，那里的佛教事业很不景气，连一个讲经的地方都找不到。如今好几年过去了，长安毕竟是唐朝的京师，佛教事业应该有很大发展了吧？无论如何，自己应该再去看看，看能不能有所收获。

　　就这样，武德九年（公元626年），玄奘满怀希望，再次来到长安。

　　应该说，玄奘的判断是正确的。这个时候的京师长安，早已不是当初模样，佛教已经兴盛起来，各种佛事活动频繁，还涌现出不少高僧。玄奘便在大觉寺住了下来，一边给人讲经，一边继续学习。当时长安有法常、僧辨两位大师，博通佛学，声驰海外，跟随他们学习佛经的人很多。这两位大师见玄奘对所学经书过目不忘，并能从中发现很多问题，因此对他格外赞赏，认为这个年轻人身上担负着光大佛教的重任。他们不无感慨地说：“我们已经老朽，恐怕不能看到玄奘日后的成就了，他真是佛门的‘千里驹’啊！”

　　这话传了出去，玄奘在长安城便有了“佛门千里驹”的美名。他凭着对佛学的执著追求，很快誉满京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