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焉识所在的大学搬迁到了重庆。直到1945年年底，祖父才从重庆回到了上海。校方没有与他续签合同。

　　这时，他的一个美国朋友给他建议，凌博士的威望可以让他原先任教的大学继续聘用他。这个朋友叫李坤，在美国获得了艺术教育博士学位，他跟凌博士私交非常好。

　　他写了几封邀请信，邀请凌博士和他们共同的几个朋友来陆家“便餐”。精心准备的盛宴没有等来邀请的一个人，却在这天中午来了一帮人。这些人自称是政府行政院下属一个部门的，专管接收日本人占领的房产。

　　“这里的房产权从来都是陆家的！”恩娘叫道，嗓音刺耳。

　　接收大员拿出了一张盖着红色方印的文件，递给焉识。

　　“房子从来就是陆家的，房契上写的是我父亲的名字，我们有房契为证。”焉识说。

　　“给你们一天时间，把私人的东西整理整理，搬出去。”大员们答应多给焉识一个礼拜。这一个礼拜他们让陆家收拾归拢行李，找新的住处。焉识当然是晓得的，是政府腐败官员勾结的青红帮，以接收日产的名义霸占民产。

　　等到晚上7点，离邀请信上的时间已经过了一个小时。他对着厨房招呼道：“弟弟，小囡囡，快来呀！”

　　这时焉识突然把一盘菜毁了：他的头突然朝前栽去，手为了抓住什么东西防止摔倒，碰翻了最靠边的烟熏马鲛鱼。他喉咙的另一根管道口，某种浆液滚热地倒流出来，他奇怪地想，从他嘴里出来的东西怎么会是红艳艳的。

　　“快点儿拿块毛巾来！”恩娘说，“在水里浸一浸！”

　　两个孩子一块扭头向厨房跑。

　　他被惊醒后，看见背着灯光坐了个男人在他床沿上。

　　他被医生翻过去，衣服也被撩上去了，现在轮到他的脊梁忍受冰凉的听诊器了。

　　医生现在跟两个女人到门外小声商量去了。焉识被这场家宴的准备和期待弄得好累，刚被人们丢在一边就解脱了似的沉沉睡去。

　　他一直睡到第二天中午，睡到身体像瘫痪了一样不受支配。

　　他现在最关心的是昨天家宴的那些菜肴。“恩娘讲了，菜留下来请那几个‘接收日产’的人来吃。”

　　恶棍们倒是很有时间观念，在约定时间，一个个都到了。恩娘不知用了什么方法，使昨天的菜肴看上去仍很新鲜。焉识在他们来之前，背着恩娘喝了两杯加饭酒，所以造成了很理想的朦胧视野，所有可憎面孔都勉强可以面对。

　　席间，恩娘到楼上去了一趟，下来的时候手里拿了几个绣袋。她说各位的夫人都没有来，所以她给夫人们准备了一点儿不成敬意的小礼物。从绣袋外面，焉识看不出小礼物是什么，只能看出它们虽小却沉甸甸的。几个恶棍接过绣袋就塞进长衫的内兜里，“谢”字都说得含含糊糊。

　　焉识找到一个在政府里做事的学生。这个学生姓陈，过去跟焉识学过法语，后来出国进修了一年法律。按说这种选过一两门课的就不能算学生了，按亲戚的算法就是“远房亲戚”，不到绝境，焉识不会找这个“远房学生”。好在陈姓学生一直敬重陆教授的才学，见陆教授亲自求上门，马上答应尽力而为。

　　第二天，这个学生告诉焉识，办事的人态度很好，黄金使他们欣然意识到，陆博士也可以跟他们一样下作地去行贿。陈姓学生跟恶棍们讲了他和陆教授的关系，请他们一定给陆教授行方便。反正他们权力通天，是日产不是日产，他们一句话就可定夺，他们作出一个决定，陆教授一家子的生计就有天壤之别。

　　（摘自《陆犯焉识》 作家出版社 严歌苓 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