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年伊始,随着龙宝宝扎堆出生,多个城市的月嫂工资也步入了上行线。当有关月嫂工资四五千起步、七八千常见甚至突破万元的报道频频见诸媒体,消费者的疑问开始变成有关部门的行动。青岛、南京等城市迅速出台“限薪令”,划定了月嫂工资的上限。
但是,与月嫂限薪的雷厉风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于一些垄断高薪行业的限薪,虽社会早有共识,舆论多有呼吁,却动作迟缓,效果不彰,令人困惑。截然不同的态度,难免让人有避重就轻、抓小放大之感。这不仅关系对限薪这一“严厉手段”的正确使用,更涉及有关部门职能定位,关乎社会公平正义。
月嫂几千元乃至过万元的月薪,是不是太高,该不该限制,值得商榷。相比众多月薪就几千元的工薪阶层,月嫂的工资的确不低;但考虑到月嫂没日没夜的工作强度和细致入微的工作要求,加之“一家一个”、“就这个把月”的消费心态,以及有经验月嫂比较稀缺,多花点钱图个省心、放心,也在情理之中。
角度不同,结论迥异。家政保姆属于开放竞争的行业,其服务价格终归应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人为的限薪令,恐既难以准确反映市场供求,也面临实施的现实困难。如果月嫂不满意、市场不接受,消费者的需求又该如何满足,限薪令的效力又当如何体现?
反观近年来一些垄断部门和行业,凭借政策优势或垄断地位获得超高收入,既容易滋生腐败,阻碍自身管理经营水平的提高,也增加了社会运行成本,加重了消费者负担,舆论对此诟病已久。正确运用限薪手段,矫正因市场机制失灵而造成的薪酬过高,使收入差距回归合理区间,有利于维护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
诚然,正因为垄断部门和行业地位强、资源广、能量大,和限制月嫂工资相比,实施限薪自然难度更大、阻力更多。但缩小行业间不合理收入差距,形成既体现效率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格局,是进一步深化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躲不过也绕不开的难题之一。唯有直面改革难题,迎难而上,敢于担当,才能推动关键领域和重点环节的改革,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增加和谐因素,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和人民幸福安康。
从这个意义上看,限薪令犹如一面镜子,映射出问题难点的核心是什么,攻坚克难的关键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