绘图 雅琦

　　□新华社记者 伍晓阳 侯大伟 杨三军 刘敏

　　核心提示

　　两会期间，一则“北京上班族月收入7500元没有安全感”的消息引发舆论关注和热议。一些代表委员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境况和心态。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要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在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如何做大中等收入群体，使收入分配格局从“金字塔形”向“橄榄形”过渡？

　　【减负】

　　如何将高昂的

　　生活成本降下来？

　　小姚在北京一家高新技术企业工作，每月收入约7500元，扣除五险一金和个税后，每月实发约6500元，再除掉房租、伙食费和交通费等生活必需开支，每月积蓄不到2500元，他说生活在北京没有安全感。

　　租住在蜗居，出门挤地铁，买房是奢望……小姚的感慨引起许多上班族的强烈共鸣。全国人大代表、西南财经大学教授易敏利指出：“这反映出我国中等收入者非常脆弱，享受的社会保障和福利较少，生活负担较重。”

　　何为中等收入者？专家认为应具备中等以上收入、生活比较富裕、生活水平比较稳定。中等收入者不应该是“房奴”“车奴”“孩奴”。但现实中，住房、教育、医疗和养老等高昂的生活成本，扼杀了城市工薪阶层积累财富的能力，制约了中等收入群体的增长。

　　“中等收入群体是一个成熟社会的中坚力量，是消费社会的基础。这个群体应该是富有活力的，但是现在，他们陷入了某种群体性焦虑。”易敏利代表说。

　　“做大中等收入群体，首先要织密社会保障网。”来自云南省昆明市基层的全国人大代表杨明说，目前我国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主要覆盖低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享受不到城乡低保、保障性住房等政策。他建议，政府要切实加大调控房价、稳定物价、推进教育公平、深化医改和完善社保等方面的力度，为中等收入群体“减负”，建立有利于中等收入群体增长的社会保障体系。

　　【增收】

　　如何让“两个提高”从概念变成政策？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去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1810元，同比增长8.4%，低于GDP增长9.2%和公共财政收入增长24.8%的幅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为19118元，比平均数低2692元。

　　“这组数据表明，我国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还在降低，同时，大多数城镇居民收入在平均水平以下。”来自四川一家民营企业的全国人大代表王麒认为，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告别了“共同贫困”，但远没有达到“共同富裕”，现在收入分配格局变成“金字塔形”，贫富差距在拉大。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建议，抓紧制订并尽快出台“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总体方案”，明确改革目标、任务和路径。关键是在顶层设计上落实“两个提高”，即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使“两个提高”从概念变成政策。

　　【统筹】

　　如何通过“调高”“提低”

　　达到“扩中”的效果？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调高、扩中、提低的改革方向。这三者是有关联的，调高和提低都能起到扩中的效果。”易敏利代表说，“调高、扩中、提低”需要统筹推进，打出“组合拳”，包括调整部分垄断行业尤其是高管人员的过高收入，提高个税起征点，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等。

　　“受成本、原材料、融资和劳动力等各种因素影响，我国中小型和微型企业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商银行云南省分行行长许海说，中小型和微型企业创造了80%以上的就业岗位，必须切实给小微企业“解困”，才能创造持续增长的就业机会，才能为工薪阶层提供更高的薪酬水平。

　　全国人大代表、云南白药控股有限公司总裁王明辉提出，“结构性减税”对缩小收入差距等具有重要意义，应当作为一项长期的基本财政政策，对结构性减税制订一揽子计划，明确路径图和时间表。还有代表建议，继续大幅度提高小微企业的营业税、增值税起征点，将个税起征点提高到5000元。

　　“普通工人的工资水平为什么上不去？因为最低工资标准定得低。”全国人大代表、四川东风电机厂工人王品盛表示，“希望建立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把更多的财富分配给一线劳动者。”

　　“扩中不能仅在收入上调节，更重要的是在机会上调节，畅通中低收入者向上流动的渠道，防止社会阶层出现固化。”王麒代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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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收入不满 “幸福感”降低

　　□据 新华网　　

　　首都经贸大学近日公布的“2011北京社会经济生活指数”显示，去年北京市城镇居民幸福指数为72.28，“幸福感”比2010年略有降低。报告分析认为，幸福指数降低的原因主要是“对收入不满”。

　　另据近期发布的《第6次中国城市女性生活质量调查报告》显示，2010年城市女性最焦虑的三件事分别是：“物价上涨”、“买不起房”和“家庭收入低”，选择这三项的人数比例分别为78.2%、39.9%和29.4%。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王天龙表示，从经济学的技术角度来讲，幸福感是用货币来衡量的，也就是说，一个人的可支配收入越高，就应该越幸福。虽然现实中并不完全如此，但不可否认的是，收入水平是衡量生活质量的重要标准。

　　王天龙认为，从总量上看，要让人民越幸福，就应该想方设法增加GDP和可支配收入。因此，我国大力发展经济的政策是正确的。但与此同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还需要不断完善一些公共服务，如国防安全、医疗、教育等，给国民一个稳定、安全的外部环境，这样有助于国民提高创造财富的效率。经济发展主要关注“效率”和“公平”的问题，从目前我国的发展阶段来说，“公平”相对滞后于“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