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洛阳牡丹专著

　　我国牡丹种植历史很早，但宋代以前并无牡丹专著出现，关于牡丹的记载只是散见于各种典籍。唐宋之后，随着人们对牡丹认识的加深，牡丹谱记大量出现，为后人研究牡丹提供了宝贵资料。

　　宋代出现的洛阳牡丹谱记，主要有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周师厚的《洛阳牡丹记》和《洛阳花木记》等。

　　欧阳修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所著的《洛阳牡丹记》成书于宋仁宗景祐元年（公元1034年），是第一部牡丹专著。全书分为三篇：《花品序》，记述洛阳牡丹品名24种；《花释名》，阐述花的得名原因；《风俗记》，记述自己游宴所见及贡花、赏花、种花、浇花、养花、医花等洛土风情。

　　欧阳修在文中描述了洛阳人爱花成癖的风俗，把姚黄、魏花称为花王、花后，并将洛阳牡丹与丹州、延州、青州、越州等地的牡丹进行比较，得出了洛阳牡丹甲天下的结论。他的《洛阳牡丹记》文字优美，风格古雅，流传很广。

　　周师厚的《洛阳牡丹记》成书于宋神宗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他根据自己所见及前人著述，共记载当时洛阳名贵牡丹46种，简录了牡丹的品名、形状、颜色及各类牡丹的命名由来。周师厚的《洛阳牡丹记》通常被看成是欧阳修所著的《洛阳牡丹记》中《花释名》的补充。在洛任职期间，周师厚还著有《洛阳花木记》，其中记载了牡丹109种。

　　宋代其他牡丹谱记

　　唐宋时期洛阳牡丹广泛种植，出现了许多牡丹谱记。以河洛为中心的牡丹外传，又使得陈州、天彭、亳州、曹州等地的牡丹栽培兴盛起来，随之出现了《天彭牡丹谱》、《陈州牡丹记》、《牡丹谱》、《曹州牡丹谱》等牡丹谱记。这些谱记在记述牡丹种植、品种、颜色的同时，或多或少地涉及当地牡丹与洛阳牡丹的渊源关系，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说明洛阳是中国牡丹最早的栽培中心。

　　《陈州牡丹记》为宋代张邦基所撰。宋徽宗政和二年（公元1112年）春，张邦基在陈州看到一些牡丹名品，对园户牛氏家所植姚黄的变异现象尤为关注，遂写下不足400字的《陈州牡丹记》，并与洛阳等地的牡丹进行了比较。

　　《天彭牡丹谱》为宋代陆游所撰，成书于宋孝宗淳熙五年（公元1178年），开篇即称“牡丹，在中州，洛阳为第一”，道出了洛阳牡丹的地位。他还记述了洛阳牡丹传入天彭的经过，称“天彭号小西京，以其俗好花，有京洛之遗风”。

　　《牡丹谱》为宋代胡元质所撰，记述了彭州牡丹的栽培过程，如彭州的花农利用当地的单叶花作为母本，以洛阳的千叶花嫁接培育出名品，“千叶花来自洛京，土人谓之京花”。当时洛阳牡丹的名贵，由此可见一斑。

　　牡丹谱记还有很多

　　元代，姚燧撰有《序牡丹》，是他与友人在邓州萧仁卿家承颜亭相聚时为牡丹所作的小序。文中，他叙述了自己从元世祖中统元年（公元1260年）到至元三十年（公元1293年）六见牡丹的情况，其中对洛阳牡丹多有涉及。

　　明代王世懋撰有《学圃杂疏》，牡丹列在其卷1《花疏》中。他对洛阳牡丹移植江南的情况进行了总结：“牡丹本出中州，江阴人能以芍药根接之，今遂繁滋，百种幻出，余澹园中绝盛，遂冠一州。”自中州移至江南的牡丹，培育方法也略有差异，王世懋的记述为洛阳牡丹的外传提供了宝贵经验。

　　清代余鹏年工诗善画，于乾隆五十七年（公元1792年）撰成《曹州牡丹谱》，记载了56种牡丹的颜色。在《自序》中，余鹏年对所见的洛阳牡丹著述进行了评价。

　　历代牡丹谱记，流传下来的还有很多。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市又先后出版了不少介绍洛阳牡丹的通俗读物，在丰富洛阳现代牡丹谱记内容的同时，为一年一度的牡丹盛会增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