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民政部部长李立国在全国民政会议上表示“将下放非公募基金会的审批权”。消息一出，立即引发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非公募基金会是民间慈善的重要力量，进一步发展非公募基金会，是我国社会管理改革的重要方面。如何理解“下放非公募基金会的审批权”这一政策信号？

　　释放爱心生产力，非公募基金会超公募基金会

　　根据基金会中心网公布的数据，截至2012年3月26日，我国非公募基金会已有1397家，数量上超过1236家的公募基金会，成为慈善公益领域的一支新生力量。

　　民政部部长李立国日前接受采访时表示，我国慈善捐赠规模逐年扩大，与此同时，我国慈善事业发展潜力和社会需求非常大。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认为，如今非公募基金会数量超过了公募基金会，如果将管理登记权限都放在中央和省级民政部门，工作量实在太大。一旦下放权力，非公募基金会能更快捷更方便地登记，这有利于非公募基金会的发展。

　　“这是一个积极的政策导向，可以释放更多的爱心生产力，让民间慈善迎来全新的发展。”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说。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执行秘书长窦瑞刚认为，审批权的下放可能是通过委托审批的形式，将由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审批的全国性非公募基金会的注册，下放到地方民政局；下放地方性非公募基金会的审批权，到市级甚至县级民政局审批；逐步在全国取消非公募基金会的主管机构要求。

　　窦瑞刚表示，这将有利于改革开放以来先富起来的个人和企业，通过设立非公募基金会的形式，将财富用于中国社会发展。没有大批民间非营利机构的成长，社会捐赠的慈善资金就没有出路，要么被迫转为政府的税源，要么成为堰塞湖，闲置起来。

　　社会力量在民间，慈善事业待松绑

　　如今，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和个人成立非公募基金会，以民间的力量推动慈善事业，其社会力量越来越大。

　　以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为例，该基金会自成立以来，腾讯公司捐款3.34亿元，另外腾讯公益网的网民捐款7797万元。这些善款分别投向救灾、救助白血病患者、环境保护等方面。

　　然而，当前我国在全社会慈善意识培养、慈善法规政策制定、公益慈善组织内部治理、慈善主体培育发展、慈善事业监督管理等方面，还有很大差距，需要继续发展、完善。

　　慈善人士邓飞认为，非公募基金会可以自主确定公益方向，可瞄准政府公共服务的“薄弱点”发力，有针对性地作用于受助群体。

　　慈善事业的本质是民间性，目前注册登记方面的一些障碍制约了慈善事业发展。北京慧灵智障人士服务机构创始人孟维娜说，因为找不到主管部门，像慧灵这样的组织不得不采用工商登记的办法，结果她的慈善组织登记成了企业。

　　孟维娜指出，一些慈善组织要像企业一样缴税，无疑限制了慈善事业的发展。有相当一批慈善组织没有获得合法登记，迄今还在“非法”做着公益事业。

　　政府与民间互动，法律并良知共治

　　2011年，一场由邓飞等媒体人士发起、旨在改善贫困地区学生营养的“免费午餐”慈善行动获得了政府回应，国务院随后决定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

　　王振耀说，这次慈善活动中，政府与社会形成互动，公共政策与社会需求一并发力，共同完成了一项公益计划。

　　“把社会可以做的事，交给社会组织。”王振耀认为，政府部门只有打破桎梏，放开市场，让各类社会组织在平等条件下竞争，才能让慈善事业走向广阔天地。

　　北京大学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主任金锦萍说，下放非公募基金会审批权，应该被看做政府对于民间慈善事业松绑的一个举措，但国内公益慈善环境的改善不可能一蹴而就，还需要其他配套措施，包括登记管理体制的完善、有关扶持政策的落实、合理有效的政府监管等。

　　专家建议，要推动慈善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可探讨是否适度开征遗产税，一方面可以调节社会分配，另一方面，也可以引导民间财富进入慈善事业。

　　还有的专家指出，下放非公募基金会审批权只是激活民间慈善力量的其中一步，现有法律法规对慈善信息公开有原则性的规定，但缺少详细操作规范和细则，应尽快制定完善相关操作办法和标准，对慈善信息公开等形成刚性约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