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伯年 作

　　牡丹以其雍容华贵、秀韵多姿，被视为“国色”、“花王”，是吉祥幸福、繁荣昌盛的象征，不仅反映了历代国事的兴衰，还是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历代花鸟画家多擅画牡丹，不少山水、人物画家也喜画牡丹，有的还成为画牡丹的名家。

　　牡丹入画是在南北朝时期，最早见于唐代韦绚的《刘宾客嘉话录》：“北齐杨子华有画牡丹。”杨子华是北齐世祖武成帝高湛时的直阁将军、员外散骑常侍，一向被认为是牡丹圣手、御用画家。唐代李绰的《尚书故实》说杨子华“画牡丹处级分明”，并称“子华北朝人，则知牡丹花亦已久矣”。在这之前，牡丹为野生状态，几乎不为世人所知。

　　牡丹被视为富贵的象征,受到各阶层人士的喜爱，是在唐开元年间。《广群芳谱》三十二卷云：“唐开元中，天下太平，牡丹始盛于长安。”当时的长安在春季常有斗花之举,戴插奇花,竞以夸胜，以象征富贵的牡丹花最为文士与仕女所喜爱。这一风尚的形成或许与当时生活安宁、国力强盛有关，也或许与唐王朝统治者的审美趣味有关。画牡丹的风气大抵盛于此时。唐德宗时期周昉画的《簪花仕女图》中，五个体态丰腴的贵妇人发髻顶上各插一朵牡丹花，旁边宫女所执纨扇上也绘有牡丹，设色清丽，表现不凡。这是牡丹画作最早传世的作品。可见这时牡丹不仅是贵妇人的重要装饰，还是刚刚独立的花鸟画科的重要题材。中唐时已出现专画牡丹的画家，如边鸾、冯绍正、于锡、刁光胤、殷保容等。边鸾是唐以来最杰出的花鸟画家，画牡丹在当时颇有名气，并开画折枝牡丹的先河。

　　五代时，牡丹在著名花鸟画家手中得到极大的繁荣。后唐花鸟画家滕昌祐画有多幅牡丹，因其字胜华，被称为“胜华牡丹”。其所绘的《牡丹图》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是传世最早的专画牡丹的画，雍容华贵至极。吴越画家王耕以擅画牡丹闻名，传说他将牡丹画于扇面上，竟招来蜂蝶纷飞，可见其画艺之精，几乎达到乱真的程度。这一时期擅画牡丹的还有南唐的徐熙、后蜀的黄筌和于竞、王畊等。尤其是徐熙和黄筌起到了不可轻视的作用。徐熙的牡丹画在宋代时价格已颇高，李清照夫妇因无钱购买他的一幅牡丹图，而“相向惋怅者数日”。黄荃，《宣和画谱》收录其牡丹画作十六件。他一生在皇家画院服务，为迎合宫廷口味，其画法细腻逼真，设色浓艳，富丽堂皇，与“徐熙野逸”相对比，被称为“黄家富贵”，形成了北宋两大花鸟画流派，对后世花鸟画的发展影响很大。

　　宋代牡丹冠压群芳，洛阳牡丹天下第一，牡丹画亦随之兴盛，并成为独立画科。黄筌的儿子黄居宝、黄居寀都擅画牡丹。尤其是黄居寀，不仅保持了“黄氏之风”在皇家画院近百年的统治地位，而且是个多产的牡丹画家，《宣和画谱》收录他的牡丹画有四十件。徐熙之孙徐崇嗣长于画草木禽鱼，善继先志，绰有祖风，不用描写，只用丹粉点染而成，号“没骨牡丹”，成为牡丹画的代表画家之一。

　　元代民族矛盾激化，生民难以安居，牡丹种植凋敝，牡丹画作数量也锐减。

　　明代对思想文化控制很严，致使人物画和社会风俗画衰弱，花鸟画却得到了大发展。牡丹画创作以写意水墨为主，工整艳丽的画作也相当盛行。明代前期的牡丹画作以吕纪的最为有名。他的画虽因过于工整艳丽，为明代文人所不欣赏，但并不影响他在画史上的地位。明代水墨写意画始自沈周，在陈淳和徐渭手中又进一步发扬光大。现藏南京博物馆的《洛阳春色书画卷》是陈淳57岁时的力作。明代后期，号为青藤道士的徐渭在水墨大写意花卉画方面具有独特的贡献。用泼墨法画牡丹，是他的一大创举。他的牡丹画大笔写意，淋漓尽致，独具标格，一扫前人呆板造作之风。

　　清初，以恽寿平为代表的没骨花卉画开一代画坛新风。恽寿平是清代画牡丹最多的画家，因此，他的传世作品也以牡丹画为最。他42岁时作的巨幅绢本《牡丹富贵图》，43岁时作的《国香春霁图》、《二色牡丹图》，是其没骨写生花卉的杰作。

　　清末兴起的“海上画派”是近百年绘画发展史上有较大影响的画派，源起赵之谦，盛于任颐（字伯年）、吴昌硕。任伯年的牡丹画多巧趣，能以勾勒、泼墨、细笔、阔笔掺用，挥洒自如，生动而有神韵。现藏天津美术学院的《牡丹双鸡图》，画面辉煌灿烂，令人目眩神迷。吴昌硕，号缶庐，年少任伯年五岁。他的牡丹画气势磅礴，《牡丹图》、《富贵眉寿》、《贵寿无极》等都是匠心独运的精绝之作，在一幅画上，诗、书、画、印四者都能配合得宜，达到艺术上的完美结合。吴昌硕在我国近代画坛上影响极大，齐白石非常佩服他，写诗道：“青藤八大远凡胎，缶老衰年别有才，我愿九泉为走狗，三家门下转轮来。”

　　近代喜画牡丹并卓有成就的画家，有于非闇、齐白石、张大千、王雪涛等。

　　牡丹国色天香，无论工笔画还是写意画，“浓妆淡抹总相宜”。新的时代，祈盼画家用丹青妙手，绘制出牡丹更美的画卷，再续民族文化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