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克逊的主张，不啻对特权政治宣战，也表达了争民主、争自由的广大民众的心声。这是一份“权利面前，人人平等”的宣言，由此推动的一场联邦政治改革，打破了国家机制中贵族政客垄断官位的狭隘关门主义。从此，政府选贤举能的大门向普通人民敞开了，国家政治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民主新气象。

　　一位法国观察家曾就此赞道：“遍及全美的那种政治活力，必须亲眼得见才能了解。一踏上美国的土地，你就立即被一种喧嚣弄得目瞪口呆……美国人所懂得的几乎唯一的快乐，就是参与政治，讨论政府的各种措施。”

　　“杰克逊时代”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标志着权贵时代的结束，普通人将在美国政治、社会和经济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大多数州都实行了白人成年男子普选权，总统候选人提名大会开始成为惯例，真正意义上的两党制度日臻完善。

　　时值美国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型、加快发展资本主义的关键时刻，这场改革体现了人民拥有的最大和最后的制衡权的胜利，权力制衡机制因此名至实归、大显神威。这个崭新的国家得以重振“美国精神”活力，恢复了民主政治的强劲前进势头。许多人道主义运动，如废奴运动、女权运动、教育及监狱和医院等改革蓬勃兴起，交通革命推动了市场经济的全面发展，工业化和城市化开始冲击并改变传统生活方式。但杰克逊任内有关印第安人的一系列决策导致日后的非人道迫迁事件，受到史学家的非议。

　　“杰克逊时代”成为美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美国历史上，杰克逊的主要政绩可与汤玛斯·杰弗逊比美，事实上他也是个杰弗逊主义者。

　　在现行20美元纸币上，印有这位眼神锐利、浓发蓬松的总统头像。

　　美国设计精妙、程序严密、富于实践性的分权制衡机制，与民主制度、法制模式和人权保障相辅相成，得到了相当彻底的运用，形成了自我纠正错失的强大能力，建立了循中庸之道优化决策的传统，是美国社会能够长期维持稳定、不断发展进步的决定性因素。

　　但是，这种基于前工业化时代设计的传统体制，决策效率是不高的。往往权力分立有余而协调不足，低效、扯皮和责任推诿现象层出不穷，对于处理特别棘手的重大战略方针大计真是难之又难。例如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新政”和60年代肯尼迪《民权法案》的推出，都历尽了艰难曲折。时至21世纪后工业化信息时代，传统代议制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分权制衡功能有时竟变成了旷日持久、反复无常、决策难产以至决策错失的同义词，其负面影响日益引起人们的批评与关注。

　　“三权分立”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国家金钱权力凌驾于社会大众之上的基本矛盾。金钱的力量不仅可以影响政府的决策，还可能麻痹和扭曲社会思潮，造成决策天秤长期倾斜。

　　近30年来，美国金融资本势力正是获得了这种能力。一方面，在全球化、信息化、金融化的推动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高速发展，创造了大量社会财富，形成了全民奔向富裕的美妙图景；另一方面，过度金融化导致虚拟经济泡沫化和实体经济空洞化，1%的人掌握了40%的财富，广大中产阶级的收入实际上在减少。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导致金融泡沫大规模爆破，引发全球金融海啸，美国政府错误经济决策的不可持续性全面暴露。

　　这是一种远比安德鲁·杰克逊时代错综复杂的现代型超级“合法化腐败”现象，美式“三权分立”的权力制衡体制至今应对乏力，历来饱受赞美的自我纠错能力莫非陷入了失灵危机？（摘自《美国凭什么》 庞忠甲 陈思进 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