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杨先健（左二）在一线指导工作。 ②杨先健（右一）和中外专家在一起。 ③杨先健的生活照。 ④杨先健存放的书籍。 ⑤杨先健的家人和国家图书馆的 工作人员托运手稿。 ⑥杨先健和夫人王佩薰在一起。 ⑦王佩薰和儿媳在整理杨先健的照片。

　　昨日，一场捐赠仪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举行，中汽工业工程公司机械工业第四设计研究院已故科学家杨先健遗留的191种3137册（件）手稿资料，被国家图书馆全部收藏。

　　杨先健是谁？他的资料如何进入国家图书馆的视野？连日来，记者拿着“杨先健手稿资料交接清单”，对其家属、同事、学生进行走访。一位学识渊博、硕果累累的学者，一位谦和淡定、淡泊名利的长者，在我们面前渐渐清晰而生动起来……

　　1　只“考虑”了3天时间，国图便决定收藏手稿

　　杨先健1929年生于湖南省长沙市，1953年毕业于重庆建筑工程学院，1954年进入北京机械第一设计分局工作。1960年，杨先健被调到洛阳的农机部工厂设计院，也就是现在的中汽工业工程公司机械工业第四设计研究院工作，直至2010年10月因脏器衰竭去世。

　　杨先健的儿媳王玫说，杨先健去世后，遗留的大批图书、手稿、期刊让家人很犯愁：老人的子女们没有从事建筑结构设计的，这些资料他们看不懂也用不着，家里也放不下；不过，这些资料是老人一生心血和智慧的结晶，扔掉十分可惜。

　　家人一合计：最好的处理方法，还是要保存起来。考虑到老人生前常到国家图书馆查资料，他们想将资料无偿捐献给该馆。可他们打听到，国图历来收藏的都是名家的手稿，且多是社科类的手稿，杨先健从事的建筑学属于自然科学，他的手稿人家要吗？

　　是年11月1日，王玫通过国图官网与该馆善本组的孙俊取得联系。孙俊当即表示，需要先了解一下杨先健的情况再决定。

　　王玫知道并表示理解：这是要进行“资格审核”呢！

　　没想到的是，仅仅3天后，王玫接到了孙俊的回复：“国家图书馆决定收藏杨先健的所有资料！”

　　2　国图：没想到资料保存如此完整

　　这个回复让杨先健的家人倍感兴奋：这不仅意味着杨先健的手稿资料能得到最好的保护，同时也是对杨先健一生研究成果的肯定。

　　随后，杨先健的家人用月余时间，将老人的资料分类装箱完毕。2011年3月，孙俊和该馆研究馆员程有庆专程赶到洛阳，查看了这批资料后大吃一惊：没想到，这批手稿资料这么完整，数量这么多。

　　一般来说，名家的手稿都比较随意，灵感来了就记下来，虽珍贵却不够系统。但杨先健的所有手稿，从初稿、改稿、定稿到最终的出版稿都保存完整，相关的来往信件、参考文章、期刊、剪报等也一应俱全。如杨先健和我国著名环境振动学家潘复兰共同制定《工业环境震动对文物古迹的影响及相应规范》，从杨先健最初看到的1989年1月的报纸原件，到与潘复兰研讨交流的信件，到最后规范的制定，全过程均在手稿、资料中完整保存。

　　孙俊说，这些珍贵的手稿将会使后人受益无穷。

　　随后，在孙俊的指导下，杨先健的家人对手稿进行了较为科学的整理。2011年年底，这批资料整理完毕，共计191种3137册（件），分装为43箱，重约1吨。2012年1月5日，这批资料运抵北京，正式被国家图书馆收藏。

　　3　他在工业环境振动领域的研究具有开创性与奠基性

　　“我们平时都直称杨先健为‘大师’，这不仅仅是因为他被国家授予‘中国工程设计大师’的称号。他在工业与民用建筑结构工程设计与研究，特别是工业环境振动领域的研究，堪称开创性与奠基性的！”杨先健的同事、中汽工业工程公司机械工业第四设计研究院结构所的万叶青说。

　　万叶青说，简单来说，工业设备在运行时都会引起长时间的持续振动，这不但会对厂房及周围建筑结构造成破坏，也会对设备操作者的身体造成伤害。另外，一些精密仪器对振动非常灵敏，厂房周围树木的摇动、汽车的驶过都会对仪器运行造成干扰。控制、阻隔不可避免的振动，就是杨先健一生致力的课题和研究方向。

　　同事们说的最多的，是杨先健对特重型锻锤的隔振处理。针对一拖集团锻造车间等使用的16吨特重型锻锤，传统的隔振方式能量损失大。杨先健经过研究，采用新的隔振方式，仅此每年就可实现增产1000万元。

　　在长达50年的工作中，杨先健多次参加国家和行业标准规范编制工作。他总结出的地面振动传播和衰减的计算公式被称为“杨氏公式”，至今仍在世界建筑工程振动领域广泛使用。

　　杨先健的学生张翠红说，1993年，上海二纺机股份有限公司委托杨先健审查该厂由德国设计的机床系统基础设计文件。杨先健通过几个小时手算，指出基础板最小厚度仅为1米的设计不当，应为2.2米。后该厂委托同济大学采用高速计算机运算1周后，得出基础板厚度应为2.5米的结论。

　　4　曾向日本索赔的“热血老人”

　　此次捐赠的图书有10余箱，包括中文、俄文、英文、德文、日文等多个语种，其中3/4都有批注。杨先健的夫人王佩薰说，杨先健上学时学过俄文，其他语种全是他自学的。

　　在资料中，有两封杨先健写给日本驻中国大使馆的信。在信中，他以一个日本侵华受害劳工的身份，向日本索赔。王玫说，1943年，14岁的杨先健在长沙远郊的学校上学，不幸被日军抓去做苦力，随军背运弹药和装备。他虽趁机逃脱，但对这段经历终身难忘。2000年，侵华老兵东史郎出版战地日记的消息勾起了他的回忆，于是他试图以写信的方式向日方索赔。他曾写下《山河泪——说给外孙和外孙女的故事》，讲述了这段不堪回首的经历，告诫孙辈“今天我们不生活在科教兴国的未来，明天我们就生活在屈辱亡国的过去”。

　　20世纪90年代初，年过六旬的杨先健接受单位返聘，直到病逝。返聘期间，已被浙江大学、湖南大学聘为教授的他，和所里的年轻人一样按时上下班，还要到全国各地解决工程技术难题，参加国内外学术研讨活动，因此被称为“活到老、学到老、干到老”的“招牌式”人物。

　　无论怎样被尊崇，杨先健一生都严于律己。王佩薰说，她曾因在文具店买了一瓶墨水回家用，而被杨先健训了一顿——因为王佩薰所买的墨水和他在单位使用的墨水为同一品牌，他怕别人误会他占了公家便宜。

　　杨先健单位办公桌上的台灯属于办公用具，但是他自己掏钱购买的。国家图书馆听说此事，将台灯和购买台灯的发票一并收藏。

　　1998年，已近七旬的杨先健曾赋词一首：“切磋研讨到白头，纸笔作春秋，窗外荣华如烟梦，残月挂西楼。莫回首，只埋头，不尽长江滚滚流。”这是他一生的总结和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