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对“贵族”这种地位的追逐和渴望，恐怕要甚于很多国家。从居家方式，到通讯工具、代步工具，再到身边围绕的女人们，从“贵族学校”到打着“只为等待最后的贵族”名号的地产广告，再到“不求最好，但求最贵”的电影台词……真是一幅活生生的国人欲望图。

　　中国的许多有钱人想方设法把自己的孩子送到英国上贵族学校，希望他们毕业后可以成为贵族。但当他们发现即使是英国最好的贵族学校——伊顿公学，那里的学生竟然也睡硬板床，吃粗茶淡饭，每天还要接受非常艰苦严格的训练，甚至比平民学校还要辛苦时，他们怎么也弄不明白这种苦行僧式的生活同贵族精神究竟有何联系。

　　西方贵族的特点是荣誉比生命更重要、为公众服务、义不容辞、恪守规则。当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拥有贵族精神时，这个民族就不会被流氓精神和暴发户精神所折磨，因而活得很快乐，很有尊严。

　　究竟何为上流？各种时尚杂志都曾认真讨论过。是价值不菲的“达芬奇”家具吗？是一辆阿斯顿·马丁汽车吗？或者，一身乔治·阿玛尼时装？不管它是什么，中西方社会里的“伪上流”都是各路名人批评和嘲笑的对象。

　　胡赳赳认为中国的上流社会是“杂交”来的结果，既有传统遗老遗少的底子，又有西方殖民后西式生活的风气。就像聂华苓描写民国时期的武汉——爷爷和客人一起躺在床上吸鸦片，互相朗诵诗歌，母亲则负责陪她去花花绿绿的洋布行里挑料子做衣服。这是那个时代的上流社会。

　　艾本斯坦总结说：对地位的高级精致的迷恋，是上流社会的集体写照。这恰恰跟洪晃的观点不谋而合：他们都跟自己的声音热恋着。

　　洪晃还描述了一个场景：一个请客的英国上流社会夫人，她可以自言自语一个钟头，只要你问一句：请问上流社会的花园里到底该种什么样的月季？她就开始滔滔不绝地演说。你可以闷头吃饭，上厕所，把这些动作都完成之后回到座位上，保证她还在说她花园里的月季。

　　胡赳赳在《北京的腔调》里写道：你能在很多地方，找到种种“上流美”的痕迹，很多人不择手段挤入上流社会，唯独没有学会上流的精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而我们看到的恰恰相反，富贵必淫，贫贱必移，威武必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