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 东方网

　　我国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先生于5月31日1点59分在家中去世，终年95岁。周汝昌是新中国研究《红楼梦》的第一人、享誉海内外的考证派主力和集大成者。

　　周汝昌生于1918年，天津人，历任四川大学讲师，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中国艺术研究院顾问、研究员，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客座教授，中国曹雪芹研究会荣誉会长等。其治学以诗词理论及笺注、赏析和中外文翻译为主，后从事曹雪芹及《红楼梦》研究。他1953年出版的代表作《红楼梦新证》，以丰富详备的内容及开创性，将《红楼梦》实证研究体系化、专门化，被誉为“红学史上一部划时代的著作”。另外，他出版了《曹雪芹》、《红楼梦与中华文化》、《献芹集》、《石头记会真》等数十部专著，涉及红学领域各个层面。

　　一般读者以为曹雪芹生前只留下了《红楼梦》前八十回，而周汝昌等学者认为曹雪芹是写完了《红楼梦》的，只是八十回后的文稿因故难觅。周汝昌根据脂砚斋批语提供的线索，阐述了他对《红楼梦》八十回后内容的研究成果，展现了一部完整的真本《红楼梦》。

　　周汝昌一生淡泊名利，唯对中华文化、学术真理坚守不渝、穷追不弃。周汝昌女儿周伦玲表示，按照父亲遗愿，不开追悼会，不设灵堂，让他安安静静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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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汝昌：中国文艺最忌“死”，最贵“活”

　　记者：您大学读的是西语系，教书则教外文系，可是真心喜爱的还是中华文化传统的文学艺术、社会伦理道德的精神、民族审美的意境等，为什么？

　　周汝昌：中华民族有自己的仰观俯察、感受体会，有自己的价值观、美学观，更有自己的表现才华与方式。在我看来，汉字、汉文有一种大美至美。就拿诗来说，中华诗是情思美、声韵永、文采彰、境界高的综合与升华，是以魅力最大，涵咏无穷，其上品真不愧是透肝沁脾，生香满颊。

　　读雪芹的书，最需要的是这种涵咏玩味的功夫。这是中华文化的一大特色。这儿总离不开修养、陶冶、涵咏、玩味——即功夫的层次与品位。我的研红心得是，雪芹之书貌似小说，实为诗作。他的小说，本质是一篇很长的诗——中华民族式的抒情诗，里面有诗的观察，诗的体会，诗的感受，诗的表达，诗的境界、气质、韵味。

　　记者：您一再强调要有涵咏玩味的功夫，这个功夫怎么培养？

　　周汝昌：治学不易，要有才、学、识、德、勇、毅、果、静、谦……也要有悟。悟有顿、渐之分：顿是一见即晓，当下即悟；渐就是涵咏玩味，积功既久，忽一旦开窍，洞彻光明。

　　现在大家都说传统文化出现了断层，要补课，这是对的，关键是怎么补？以我的体验，中国文化和艺术最忌一个字：死，最宝贵的是：活。要教活学生，就要教他们这种涵咏玩味的功夫，不是照本宣科，不是读死书。

　　记者：您在诗词、书法上的造诣，对您的研红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现在的红学队伍远比以前壮大，新成果却没有多少，这和研究人员的知识结构是否有关系？

　　周汝昌：肯定有关系。我前面说过，读雪芹的书，要有涵咏玩味的功夫。这不是说要像《红楼梦》里写的那样开诗社、作诗，而是说整个《红楼梦》是一个诗的境界，它的表现手法是诗，而不是讲故事。研究《红楼梦》，我不讲情节、故事、人物性格，而是包含我对中华文化的理解。我既不把《红楼梦》叫做什么政治小说、言情小说、历史小说、性理小说之类，而独称之为“文化小说”，是因为这部书里仪态万方地体现了我们中华文化的光彩和境界。

　　对现在的红学界，我模模糊糊的印象是比较沉闷，没有新见解、新突破，但我是一个乐观者。这个沉闷是一个过渡时期，哪一个契机、因缘到了，红学会有一个新气象。

　　记者：您评曹雪芹是“大慧若痴”，您痴红60年，进而把握中华文化情与理谐、天人合一的精髓所在，可否也算是一个大慧若痴之人？

　　周汝昌：曹雪芹完成《红楼梦》的时候才30多岁，但他有大智慧，他的知识库那么丰富，我只能称他是特殊的天才。

　　用一般的情理、一般的形式逻辑，研究不了《红楼梦》。一般人理解《红楼梦》是一部反理教的小说，其实不然。在伦理社会关系上，曹雪芹承认“理”是适可而必要的；而在独处自便之境中，他则将“情”诗化起来，艺术化起来。曹雪芹被称为情痴，此痴非本义“不慧”之谓，反而正是大慧若痴，如同大智若愚之理。在曹雪芹的世界里，情与理并不构成绝对矛盾冲突，甚且有时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情，即“天”是也；理，即“人”是也。情与理谐，即“天人合一”的大道理，亦即中华文化的最大特色与精髓所在。

　　（原载《人民日报》2005年9月17日第八版，本文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