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大，从来没有拒绝旁听生的历史，我们今天也不能！这是北大的校风，北大的传统！”这话是当年“清华四剑客”之一的北大名教授吴组缃先生说的。

　　自京师大学堂创办之日起，北大便兴起了旁听传统。伟人毛泽东、大文学家沈从文等都曾是北大旁听生，他们的旁听经历被传为美谈。

　　北大中文系陈平原教授也说过，北大自建校以来就有自由听课传统：默许外系、外校乃至外地的学生未经注册而进入教室听课。只要教室里有多余的位子,而你又不影响正常的课堂教学,周围的人即使明知你是“偷听生”也不会横加干涉。

　　北大旁听生主要有三大类：游学者、考试族、周边高校的学生，他们大多是到北大寻梦的。

　　在北大四年多的时间里，我见过形形色色的旁听生，对他们的好学精神、求知意志以及与命运抗争的勇气钦佩不已，有时我也会尽我所能去帮助他们。

　　有一个旁听生叫于仲达，来自安徽省西北部，30多岁，好学、善良。他成家以后，于2007年毅然辞掉在小城的工作，来到北大旁听中文系、哲学系和宗教学系的课程，他克服种种困难，对鲁迅、中国现当代文学、基督教文学、佛学进行研究。天性好学的他，在北大这几年如鱼得水，学术研究水平不断提高，有时他也会与北大教授、研究生探讨相关问题，往往能赢得对方的惊奇和叹服。

　　通过永不倦怠的听课学习和严谨苛刻的学术训练，他发表了很多有价值的学术文章，还在2011年6月出版了自己的旁听成果——《北大偷学记》一书，里面有对北大18位名师风采的精彩描述，读来酣畅淋漓，可算是北大旁听生中的代表之一。

　　有人曾花费心思对北大毕业生的毕业去向进行过统计：一流的到美国，二流的在外企，三流的在国内。

　　暂且不管这个调查的意图何在，但从“一流”和“三流”这两个字眼上，我们便可感觉出其中的差别。在一流名校北大尚且有如此分级，国内那么多二流、三流高校的毕业生是不是就没有发展前景了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稻盛和夫曾是京瓷与KDDI两家世界500强企业的创始人，是与松下幸之助、本田宗一郎、盛田昭夫并称为“日本经营四圣”的企业家，也是“四圣”中唯一健在的企业家。但不为人所知的是，稻盛和夫上学时学习成绩非常一般，小学毕业时考了两次都没能考上当地的名校鹿儿岛一中，高考时瞄准了著名的大阪大学，但最终名落孙山。无奈，他就近上了当时属于三流学校的鹿儿岛大学，就读的也不是他所钟爱的药物学专业，而是应用化学专业。

　　即便如此，稻盛和夫却用他一生的努力践行了自己的人生哲学，成功实现了由一个三流学校毕业生到世界一流企业家和哲学家的巨大转变。

　　高考失利的我，之所以选择去武汉求学，是因为：第一，武汉高校云集，教育资源丰富；第二，学校就在本省，离家相对较近，方便回家看望父母；第三，该校法律专业口碑不错，是除了中文以外我最喜欢的专业。

　　我从进入大学的第一天起，就已调整好学习心态，对三年的大学生活作了尽可能详尽的规划。我忘记自己在高考中的失利，虽然读了一所专科学校，但我没有自暴自弃，而是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

　　即使在三流学校求学，也不应丧失理想与信心，要有一颗搏击长空的雄心。理想是人生前进的灯塔，而信心则比黄金更重要。

　　“贫，气不改。达，志不改。”坚持到底，总会有收获的。

　　（摘自《站着上北大》 甘相伟 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