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背景】 “‘常回家看看’这样的道德规范入法，是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有利于弘扬中国传统孝道文化。”昨日上午，全国人大常委会分组审议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时，多名委员、代表阐释了上述观点。（7月1日《新京报》）

　　

　　近年来，“探亲立法”的动议隔三岔五就会被提出。常回家看看，帮妈妈刷刷筷子洗洗碗，给爸爸捶捶后背揉揉肩，一家人共享天伦——讲究孝道，自然是好事。

　　的确，中国家庭精神赡养的迫切性日渐显现。譬如，资料显示，截至2011年年底，全国有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18499万，占总人口的13.7%。与之相对应的是，在快速的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大量农村青壮年人口涌入城市，给城市增添了活力，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但另一方面，造成农村家庭空壳化、老龄化现象日渐严重。问题是，法律“插手”道德领空，即便姿势再美、初衷再良善，终究改变不了“入侵”的事实。

　　很多时候，回不回家未必取决于年轻人的主观意愿。一方面，在探亲假形同虚设、“被加班”司空见惯的现实情况下，一味加大“回家”的法律责任而不考虑劳动者休假权的落实，“常回家看看”不过是又一块画在纸上的饼而已；另一方面，再频繁的“回家”也不如永久的“安家”：城市如果大肚能容，社保如果广施恩泽，年轻人在异乡的落户成本低些、再低些，“回家”怎么会成为候鸟迁徙般的艰难？说到底，回家之难，是一道复杂的社会命题。

　　道德的失范、秩序的混乱……不是所有社会症结都能用法律“创可贴”治疗。遗憾的是，在公共问题的探讨上，公意与民意时常陷入一种惯性逻辑：凡事都寄望法律来解决，而解决的焦点又仅仅在“立法”层面。譬如每年的两会上，代表委员热议的议案提案大多也是立法型。仅在2012年的两会上，有关动物福利立法、公款吃喝入罪、袭警罪入刑、见义勇为立法、民间借贷立法、志愿者立法等占了相当比例。据称，上海市人代会上立法议案占据全部议案的比例超过50%。公众对立法的依赖，由此可见一斑。

　　法治社会，倾心于法不是坏事，值得警惕的是：一者，只关心立法，而不重视执法，法的效果何在？二者，非法律专业人士个个醉心于立法动议，立法质量如何保障？三者，凡事都归罪于立法滞后，行政与执法有没有卸责的嫌疑？在权力构架中，法是表明秩序的手段，但任何法律规章都不会一蹴而就地实现抽象公平与正义。法的作用固然取决于法律本身，更取决于执法的人与度量的“准星”。更何况，在社会秩序的大舞台上，法律的触手并不能涉及边边角角。

　　眼下而言，无论是少数官员“醉驾不入刑”的特殊，还是少数地方“事前判决协议”的震惊，无不指向立法之外的失衡与断裂——就像食品安全领域的乱象，在标准缺失的背后，更大的问题是底线的失守。缺什么就让法律补什么，不是最终的解决办法。毕竟，法律不是万能的神，而权力的“健康指数”比法律的“滥补情结”更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