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的两则新闻，似乎有着某种内在的关联性：一是7月17日《北京晨报》消息说，私刻医院收费章、为妻子骗取透析治疗400余次的廖丹已将17.2万元透析费全部退赔至北京东城法院。短短5天，廖丹就获得社会爱心人士的捐款解了自己的燃眉之急，这将可能为他减少不超过30%的刑期。二是7月16日红网消息称，湖南长沙杜甫江阁附近，一位病重的老父亲在风雨之中接受儿女为他举行的“活祭”，借此向社会发出求助信息。

　　一枚私刻的公章，违法却救命。有人说法律无情，但法律若是太过多情，大千世界，谁又找不到一些违法的“特殊情况”？救人是重要的，究责同样重要。悲悯，从来不应突破理性的底线。当然，“刻章救妻”事件最大的反思，其实并不在法理层面——假如没有触动人心的爱情桥段，他们还会被善心从悬崖下打捞上来吗？

　　没钱做透析治疗的，当然不止廖丹一家。但廖丹的幸运，离不开几个特殊的背景：一是在现代婚姻越来越不靠谱的年代，我们需要一种不离不弃的精神救赎，廖丹的举动成全了我们；二是廖丹家庭是弱势群体的一个典型样本，住在城市边缘、靠政府低保勉强维持生活且没有医保，妻子生病半年家就被拖垮，凡此种种，有助于公众表达一种对生存权的集体忧虑或者对救助制度的群体反思；三是故事传奇，“4年骗保17万”等细节着实吸引眼球。正因如此，东窗事发后，廖丹一家从“被炒作”中获得了民间慈善的救助。

　　“活祭”病重老父，谁说不是逼到绝路、受到某种启发后的举动？当事人说得很明白：来长沙医治，交不起医药费，无法入院，希望通过“活祭”寻求更多的帮助。手中无钱救急，是践踏道德以博得关注度还是拼死了去违法牟利——这是一个不难取舍的选择题。然而现实是怪异的，有网友发问：为何违法4年的廖丹可以赢得众人之怜悯而获得捐助，偏偏这位当下急需救助的守法老父亲却找不到求生之路？

　　这是一个看似复杂的命题。道德、法律，人心向背，世情百态，令人纠结。我们要救治廖丹的妻子，但廖丹私刻公章确实违法；我们对“活祭”病重老父不以为然甚至心生厌恶，但他们一家并未戕害公序良俗。救谁不救谁，是个令人头大的问题。可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冷静反思一下，不过是因为情绪化、感性化的民间救助代偿了公共救治的义务，于是法、理、情不分，越感动越被动，越伸手越忙乱。

　　有一点是肯定的：没有炒作，他们也应该能得到救治，活得很好。但这个判断需要两个很有底气的前提：一是公共财政要勇于承担大病兜底的责任，譬如新医改能不能考虑为严重疾病患者开绿灯，严防“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二是医疗机构去市场化，保证对救济救助不分贵贱，以严苛的刑罚保障医护人员及医疗机构救命的义务。这些虽是老话，却只有尽心尽力做好，炒作才不至于成为救命的最后一根稻草。遗憾的是，在世界卫生组织进行的医疗卫生筹资和分配公平性排序中，中国政府以只负担17%的医疗费用位列全世界倒数第四。

　　穷人得大病，是灾难，却不应让其绝望，更不应逼其铤而走险。这是最底线，也是最温润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