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

　　严歌苓的小说，带有很强的寓言气质。因为她总是坚持全能视角的叙事方式，对故事脉络勾勒得过于清晰，语言上也以白描为主。这样淡到无味、很传统的写法，目的在于擦亮主题。然而，真要说清严歌苓小说的主题，却又不是件容易的事，作者似乎有所暗示，但又似乎没有。她究竟想说什么呢？

　　这种纠结，与生活其实是同构的。反省我们自己的一生，每个不同的阶段，目标似乎都是清晰的，从这个阶段到下个阶段，每次转折都有着不可动摇的合理性，可整合在一起时，我们却发现，我们竟活得无比模糊。很少有人想到长大后的自己竟然是这样，也很少有人愿意接受，40岁后的自己竟然与20岁时的设想有这么大的距离。人本来就活在有目的与无目的、合理与不合理之间，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要求一部小说完全清晰合理呢？欲说还休、半遮半掩、辗转反侧，这才是小说的真实。如果说，一个人的成长有难以跨越的荒诞与痛苦，那么，一个时代也如此。这本《补玉山居》，展示的就是其中的暧昧与吊诡：

　　上世纪90年代，漂亮精明的老板娘补玉因为穷怕了，在离北京城区几个小时路程的小乡村里，率先开了一家乡村客栈。正是这座小小的客栈，仿佛捅了时代的马蜂窝，无数“捞世界”的人们来来往往，他们在这里盘算大生意，以此为隐身之所，或者仅仅是疗治内心的创伤，小圈子的静谧让外面的大世界显得异常喧嚣与奇诡。凡真实的人生，都在别处，当每个人都是失败者时，他们躲入小小的山居中，竟然表演得如此投入，如此认真。

　　一切慌乱的时代都一样，当人们无法建立起强大的内心来应对外界，他们必须随手去抓一根救命稻草，于是，虚无缥缈的情感走进了太多生命的核心，不论是毒枭，还是亿万富翁，还是疯人院中的出逃者，他们都在异性的拥抱中寻求着安慰，宁可被毁灭，也绝不回头。

　　从文化习惯上看，中国作家大体不擅长忏悔式的写作，不愿直面灵魂的厚度，更愿意关照现实的丰富。所以我们少有卡夫卡式的荒诞、米兰·昆德拉式的呻吟，但我们却有多彩而个性鲜明的人物，以及他们那被命运所左右的、终将破碎的人生。

　　应该说，不论是东方作家，还是西方作家，面对生命都有本能的敬畏，都有一种被悲悯养大的悲剧意识，但西方小说更愿意写内心之狂，东方小说更愿意写世界之乱。乱了，心也就无可寄托了，生命也就有了一分独特的孤单与悲苦。伟大的时代与渺小的我，还有什么会比这种反差更凄凉呢？还有什么比百年虚度更能伤害我们的不朽呢？

　　或者，这就是严歌苓写作的价值，她不回避、不装饰、不麻木，文学永远属于被侮辱与被伤害的人们，严歌苓坚持和这样的人站在一起，和他们一起大唱大闹、唏嘘不已，于是，她的小说充溢着莫大的真实。作为小说，审美的品味可改变，但对生活的直面，将与人类精神的历史相始终，只要还有心灵，我们就会被感动，就会从严歌苓的笔下，读出一个受伤的过去。

　　永不回避内心的颤抖，永不因外在的灿烂，忘却了这次人生的孤单。或者，严歌苓并不想写寓言吧，但沿着东方美学的传统，每一根新生的枝条，都充满着寓言的寒气。读古诗词与读《补玉山居》又有什么区别呢？彼此内里的气质，其实是相似的。

　　我们都将死去，我们都将告别这个华丽的时代，我们的人生将成为后人们眼中的展品，当你想明白了这背后的无奈，那么，这部小说将成为你灵魂的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