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童年的大部分时光,是在县城医院的各个角落里游游逛逛。

    我童年的大部分时光,是在县城医院的各个角落里游游逛逛。

    20世纪70年代的医院和迷宫一样，有纵横交错的走廊和阴森昏暗的灯光。而我，就算闭着眼睛，也能找到内科、外科、手术室以及开水房。

    我还知道，这家医院共有七个出口，其中一个，可以通过新华书店走到现在的政通大街上。

    当然，和我一起游逛的还有我的死党——丁山，名字简约得有些过分，但是，和我的表弟丁一比起来，他的名字还是稍显复杂。

    我的爸爸是医生，妈妈是护士。

    丁山的爸爸是院长。

    我俩就像天下大事一样，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但总体上说，合久于分。

    在一起的绝大多数时间，我们都是在医院的各个角落游游逛逛。

    我们认识医院里的每一名医生、护士、工人，还有寄宿在走廊尽头的流浪汉。

    那时候，在我们心里没有等级观念。有一次，我打破了丁山的鼻子，我的父母并不惶恐，丁山的父母也并不生气。晚上我去他们家里吃饭，他们的脸上依然带着笑容。

    有个护理员阿姨的儿子叫陆军，有时也会加入我们游逛的队伍。

    陆军的哥哥叫海军。

    我和丁山都觉得，他们的爸爸是不是应该叫司令。

    可自从我俩受《小兵张嘎》的启发，堵了陆军家的烟囱后，他就不再与我们为伍了。

    我和丁山在医院里游逛，经常会看到我们的父亲戴着帽子、口罩，穿着血迹斑斑的手术服进进出出。对于那些模糊的血肉和凄惨的哭叫声，我们早就习以为常，以至于后来看《电锯惊魂》、《隔山有眼》、《致命弯道》等所谓的好莱坞惊悚大片，都不能引起我丝毫的恐惧。

    我们经常偷偷去中药库，在我们眼里，那里更像是水果摊。我们总是和保管员闪转腾挪，偷吃过枸杞、杏仁、山楂丸，还品尝过刚出锅的熟地；路过西药局，也会向阿姨们讨要一些维生素C片、钙片、食母生，放进嘴里嚼得咔咔响。

    我的童年经常遭受不公平待遇，那就是生病时没有得到父母应有的重视。他们往往是摸摸我的头，然后丢一下句“多喝点水，没事”，便匆匆走开，去照顾他们认为的真正的患者。不像现在的孩子，有点感冒发烧就在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的众星捧月下，兴师动众地奔向医院。

    这种不公平待遇，也沿袭给了我的儿子，致使他现在还对我和妻子抱怨不已。

    其实，孩子的生命力比我们想象的更顽强。

    后来，我和丁山上学了。

    由于父母都在医院，我们在班里很吃得开。班上很多同学都用废弃的手术刀削铅笔，并一致反映锋利、好用；最顽劣的孩子也经常向我们谄媚，因为他们梦想得到一把用医用胶管制成的弹弓。而且，班里还谣传，说我们打伤人可以不用负担医药费用。

    对于这一切，我们很是得意。

    我很同情现在的孩子，他们的学习用品和玩具应有尽有，却形单影只地宅在家中，随时随地被家长所掌控，对简单快乐的户外游戏一无所知。我们的童年，一条胡同就是一道分界线，不同班级分属不同社团，成群结队地出去玩泥、打鸟、支爬犁，一天到晚在外面疯跑，好像丢了也不会有人找。我们偶尔也会拳脚相向，但不用担心医药费问题，挨了揍的孩子回家不敢说，因为一旦被家长知道，说不定会被揍得更狠。

    放学后，医院仍是我和丁山的领地。

    我们写作业的地方经常变换：废弃的救护车里、药局的柜台旁甚至手术室推患者的车上……

    记得有一年冬天下午放学后，我们在手术室里写作业，大人忘记了我们的存在，下班之后径自锁门回家了。等饿了我们才发现，偌大的手术室除了我俩已经空无一人。

    我们并不惊慌，打开器械柜，拿出平日心仪已久却不允许触摸的各式刀、凿、斧、锯，挥舞了好一阵后才来到窗前，对着窗框比比划划，盘算着如何破窗而出。结果，大窗顶端的一个正方形的小气窗被我发现了，于是，我俩脱下棉衣，艰难地从气窗爬到了院子里，在夜色中一路小跑回家。

    现在想想，越窗动作的难度系数应该在3.0以上。

    时间就这样一天天流走。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不整天泡在医院里了；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医院里竟然有了连我们都不认识的医生……

    后来，丁山随父母一起去了大连。

    我彻底告别了在医院里游逛的岁月。

    我知道，我的童年一去不复返了……

    再后来，医院全部被扒掉，盖起了漂亮的大楼。

    再后来，我的老婆竟然成了这家医院的领导。

    但是，我每次来到医院，都没有童年时的那分自如。虽然明亮的走廊里有标注清晰的导示牌，但我还是在老婆身后亦步亦趋，生怕一不留神就走错了方向。

    而且，医院里全是陌生的面孔！

    只有那淡淡的熟悉的消毒水的味道，才让我感到无比亲切和温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