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都历来是大事，但是，1932年，南京国民政府曾迁都洛阳，正史对此很少提及，以致民间知道这件事的人不多。

    那么，这次迁都的原因及过程如何？在洛阳10个月，他们又做了什么？现在，让我们揭开那段历史的神秘面纱。

    1 情势所迫，仓皇迁都

    事情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中华民族正值多事之秋。

    1931年9月18日，日军突袭沈阳，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东北很快沦陷。接着，南方发生特大洪水，十几个省严重受灾。内忧外患，使国民政府焦头烂额。

    1932年1月28日，日本海军陆战队又对海上门户——上海发起进攻，驻防沪杭的十九路军奋起反击，沪淞抗战爆发。

    可是，双方军事力量实在悬殊：日军有军舰30艘、飞机40多架、装甲车几十辆及陆战队员6000人，驻防沪杭的却只有蒋光鼐、蔡廷锴的十九路军和国民革命军第八十七师、八十八师，前方很快告急。当天，日军又集结数艘军舰，逼近南京下关江面，直接威胁南京国民政府。

    第二次“下野”的蒋介石坐不住了，他第二次匆匆“复出”，并于当天晚上组织召开国民党临时中央会议，对南京政府进行改组。此次改组的结果，是由汪精卫取代孙科担任行政院院长职务，尚未复职的蒋介石成为刚恢复的军事委员会常委。“蒋主军，汪主政”的意向，此前就已达成。

    那么，面对来势汹汹的日军，改组后的政府有啥高招呢？

    其实没啥高招，只能避开日军锋芒。慌了手脚的蒋介石、汪精卫一致认为，三十六计，走为上——迁都！

    在蒋介石看来，日军此次进攻上海，目标不外乎“占领南京，控制长江流域”，因此国民政府要作好长期作战的准备。事实上，蒋介石对形势的判断并不准确。原来，日本悍然侵略中国东北后，引起了世界尤其是英、美等国的关注。日本这时正在东北成立所谓的“满洲国”，筹建活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为了防止计划暴露，同时将英、美等国的注意力从东北吸引过来，日军遂于1932年年初在上海不断挑起事端，以便“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这时日本还未作好全面战争的准备，只是进攻上海，并不想扩大战场。

    蒋介石却认为这是全面战争的开始，决定马上迁都。可是，天下之大，迁往哪里呢？蒋介石又犯了难。他反复比较了武汉、重庆、西安、洛阳这几个城市后得出结论：武汉的形势比南京好不到哪里，不能去；西安还不错，但交通不便，被排除；重庆军阀混战，社会动荡……看来，只有洛阳比较理想。

    洛阳有古都的历史文化底蕴，且地处中原腹地，东南有嵩山屏障，北临黄河天险，东有虎牢关，西有函谷关，易守难攻，加上便利的交通条件，回旋余地较大。党国要员们听了这番分析，多数都点了头，认为迁都洛阳是上上之选，不用犹豫了。

    最后，蒋介石请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定夺”。林森因“年高德劭”，身居高位，却生性淡泊，为人低调，常被视作有职无权的“甩手掌柜”。在迁都这件大事上，他也不准备干涉蒋介石的决定，因此爽快地表示：完全同意。

    2 党国要员，火速搬迁

    1月29日，国民政府宣布了迁都洛阳的决定。

    这个消息如一枚重磅炸弹，炸得群情激奋。人们又惊又疑，纷纷议论：兵临城下，国难当头，政府难道要当逃兵？蒋介石一下子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不得不站出来解释。当天，他通电全国将士，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称“中正与诸将士久共患难，今日身虽在野，犹愿与诸将士誓同生死……与暴日相周旋”。

    行政院院长汪精卫、副院长兼财政部部长宋子文、军政部部长何应钦等人也出面力挺蒋介石，称日军已危及南京，迁都绝非逃跑，而是为了长期抗战，希望人们理解。

    怀着复杂的心情，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余决心迁移政府，与日本人长期作战，将来结果不良，必怪罪于余一人，然而两害相权，当取其轻，政府倘不迁移，随时受威胁，将来必作城下之盟。”

    既然迁都势在必行，事不宜迟，当天，铁道部就增发了多列由南京开往洛阳的快车，党国要员们遂收拾行装，火速搬迁。在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带领下，1000多人由南京下关上船，之后乘火车赶赴洛阳。他们前脚刚上岸，日本的军舰后脚就赶到了，炮弹在江面上炸起几丈高的水花，好在有惊无险。次日，一行人平安抵达洛阳。

    30日，国民政府在《中央日报》上发表了《国民政府移驻洛阳办公宣言》。这是一份迁都洛阳的宣言，由林森与国民政府行政、立法、司法、监察、考试五大院院长联合签署。宣言讲述了“一·二八”淞沪战争的起因与经过，呼吁国际列强干预日军的侵略行动，强调因上海战事威胁首都南京安全，才不得已“出此下策”。宣言最后声明：政府为完全自由行使职权、不受暴力胁迫起见，已决定移驻洛阳办公。

    当然，南京国民政府这么匆忙地迁都洛阳，只是日军炮火威胁下的无奈之举，属权宜之计。尽管这样，那些能搬来的部门还是搬来了，只有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外交部部长罗文干、实业部部长陈公博和京沪卫戍司令陈铭枢等留在南京善后。

    另外，因国民政府的财政与税收来源多在东南尤其是上海，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部长宋子文及孔祥熙、孙科也常驻上海。汪精卫也乘火车经开封到洛阳，只是北上的时间稍晚一些。31日晚7点，他到达当时的河南省省会开封，受到了省主席刘峙的热情接待。两人寒暄时，汪精卫表示，南京形势危急，迁都情非得已，打扰贵府了。刘峙则对他表示了热烈欢迎，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自己愿全力支持中央政府。

    2月1日，国民政府将所有印信和卷宗也送到了洛阳，党国要员们可以正式办公了。

    3 古都洛阳，负起重任

    “国民政府为了安全迁都洛阳，其实，当时洛阳并不具备当首都的条件。”洛阳文史学者董高生说，城郭小、人口少，是当时洛阳的最大特点，“当时的洛阳叫洛阳县，城区就是老城这一块儿，面积四五平方公里，人口只有8万，没有汽车，也没有大酒店。他们不知道条件有多艰苦，才会选择来这儿”。

    确实，那些党国要员们以前并未到过洛阳。一路北上时，在疾驰的列车上，他们尽管心中忐忑，还是把这个闻名遐迩的古都想象得很美好：有游不尽的名胜古迹，有吃不完的黄河鲤鱼，当然，更重要的是，远离了日军炮火的威胁，可以过一段安稳的日子。

    这些美好的愿望，在他们下火车后就破灭了。这么多党国要员涌入只有8万人的洛阳县城，别说办公了，连住的地方都成问题！好在经过此前袁世凯、吴佩孚、冯玉祥的经营，洛阳还留下一个西工兵营，现在派上了大用场。

    当下，这些要员们虽叫苦不迭，也只好因陋就简，将各机构分驻在老城及西工各处：国民政府驻洛阳老城府衙门（今老城青年宫一带），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驻西工公馆街原吴佩孚“天”字一号院（今市政府家属院内），中央党部驻吴佩孚西工兵营司令部旧址（原橡胶厂家属院东北），蒋介石及中央军事委员会驻省立第四师范（今洛阳一中院内），汪精卫和行政院驻河洛图书馆（在东北隅老北营旧址）和洛阳农校（今农校街小学），考试院驻周公庙，监察院驻南关贴廓巷庄家大院，司法院驻地方法院（今老城和平巷）……此外，还有教育部、外交部、航空署、军政部、交通部、国民政府主任处以及军医司驻省立第八中学（当时在西大街）和府城隍庙，司法、铁道、内政等部驻西工兵营。

    不管怎么说，这么多机构和人员，总算在洛阳城里落了脚。可是，事情远远没有结束。“来了这么多人，衣食住行哪一样不得扰民？当时电灯倒是有了，可没有汽车，洛阳县县长只好用黄包车伺候中央大员，很多人上下班都得步行。”董高生先生说。这样的办公和生活条件，令在南京享受惯了的党国要员们苦不堪言。

    不过，当时的洛阳县虽小，但也有自身的优势。如袁世凯在洛阳屯兵练兵，1914年起大规模修建西工兵营；吴佩孚进驻洛阳后，除继续扩建西工兵营外，又修建了飞机场，并从法国购进4架飞机，成为洛阳最早的飞机；1927年，冯玉祥将西工兵营改名为新柳营，又在兵营建立航空学校，培养飞行员。在洛阳东边的巩县，还有生产军械的兵工厂……

    尽管这样，除了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很多党国要员还是在这里住得并不安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