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的党国要员们在行都洛阳办公，总觉得有诸多不便，因此，时局稍为好转，各机构就陆续迁回了南京。国民政府在洛阳前后共10个月，其间召开了两次重要会议，也为洛阳建设带来不少好处。

    1 党国要员 分头办公

    南京国民政府迁都洛阳之初，就发电报勉励全国将士“以大无畏之精神，作长期之奋斗，以黜暴力而伸张正义，保国家之人格，为民族争生存”。事实上，蒋介石和汪精卫很怕战事升级，想让战争早日结束。

    由于财政吃紧，2月3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又通电全国：“自即日起，所有在国府各机关服务人员，一律停止薪俸，每月仅酌发生活费若干，以维持个人生活。”政府头痛，洛阳更头痛。这么多人突然到来，使狭小的县城拥挤不堪，物资匮乏又导致物价飞涨，人心不安。于是，国民党元老张继提议，不如以洛阳为行都，将政治、经济中心集中在陇海线上。所谓行都，就是在首都之外另设的一个都城，以备必要时政府暂驻。

    这个提议正中党国要员们的下怀：与设施落后的洛阳县城相比，专列上的设施更完备、更舒适，行动也更自由。于是，那段时间人们很少能见到蒋介石、汪精卫、宋子文等人，他们分别住在一节节火车上，在陇海线上来来去去，今天洛阳，明天郑州，后天可能到了开封、徐州，或者突然又到上海、南京……谁也不知道他们在忙什么，有人干脆称之为“火车上的国民政府”。65岁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则安心地呆在洛阳。

    林森生活简朴、为人低调，是国民政府的“平民元首”，十分受人敬重。他奉行“三不”原则：不争权揽利、不作威作福、不结党营私，只做自己该做的事。比如，2月7日，陈继承受到重用，被任命为洛阳卫戍司令。得到这个职务后，他忙去向林森谢恩，林森却避而不见，只让秘书传出话来：“武官直接去见蒋介石，文官直接去见汪精卫，别到我这里来。”对这位喜欢“无为而治”的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也很有好感。

    不过，这位平和淡泊的老人也有较真的时候。刚迁都洛阳时，身在南京的汪精卫有事向他报告，就命行政院秘书长褚民谊拟发电报。褚民谊不学无术，直接在电文开头称“子超兄”（林森字子超），末尾也不具汪精卫的官名，只署“弟精卫叩”。林森看了不悦，见到汪精卫后，严肃地说：“吾侪若论同志，本可兄弟相称，但行之公牍，则于国家体制未合，以后宜加注意。”汪精卫看了电文，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回去一脚把褚民谊踢倒在地，厉声道：“我为汝脸丢尽矣！”从此，他再不敢让褚替自己写东西。

    林森喜欢古玩，那时候在洛阳街头的古玩摊上，人们常看到这位身穿黑布长袍、胸前长髯飘拂的长者。有时，他也会与商贩聊天，询问民生疾苦。

    ２月中旬，蒋介石与夫人宋美龄一起到孟津视察黄河防务，还参观了龙马负图寺和刘秀坟。

    2 两次会议 影响深远

    在洛期间，国民党当局召开了两次重要会议：一是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一是“国难会议”。当时洛阳县没有会议室，开会地点就在西工兵营中央礼堂。

    3月1日至6日，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召开。前3天由于来的人太少，只好开预备会议，然后才开了第一次正式会议：先是全场起立，为抗日殉国的将士及人民默哀3分钟，后由汪精卫、何应钦分别作政治、军事报告。大会否认了东北伪政权，并通过了《现役军人不得兼任政务长官之规定》。地方军阀们一听，纷纷请辞所兼的省主席职务。对他们来说，枪杆子才是最重要的，虚头衔算个啥！3月5日，大会又通过了《颁布大赦案》、《在洛阳召开国难会议案》等，并定洛阳为战时首都——行都，以西安为陪都。国民党当局准备退守西北，以其作为长期抵抗的根据地，当然，这些后来并没有实现。

    在汪精卫提议下，大会还推举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陈铭枢、李烈钧、陈济棠为委员，将军权完全交给蒋介石，其权力之大、职位之高，自不必说。不过，蒋介石因忙于军务，未能参加此次会议。直到3月18日，全身戎装的他才在洛阳西工就任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总参谋长，“汪主政、蒋主军”的格局就此形成，“蒋委员长”这一称谓也由此叫开。

    3月6日大会闭幕，国民党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及各省政要等600多人参加了闭幕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会议闭幕才3天，伪满洲国就在长春宣布建立，一切听命于日本，宣布与中华民国脱离关系，东北彻底沦陷。

    再说4月7日至12日召开的国难会议。自1927年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来，这是第一次由中央政府出面召集各民主党派、各地区、各行业人士共商国是，颇有几分“政治协商”的意味。不过，520名会员中，实到只有140余人，其中鱼龙混杂，既有吴佩孚、孙传芳等北伐对象，也有陈寅恪、马寅初等学问大家，当然还有王晓籁、黄金荣等财团大佬。

    林森、蒋介石、胡适等国民党党员像以往开大会一样，先向孙中山遗像及国民党党旗三鞠躬，请人恭读《总理遗训》，然后才开始讨论“御侮、救灾、绥靖各事宜”。4月8日晚，汪精卫在宴请会员时发表演说，声称“用西北作最后的长期的抵抗根据地，打破自建立民国以来最危急的当前的国难”，颇为慷慨激昂。4月12日，国难会议召开最后一次会议，发表宣言历数日本侵略东北与上海的罪行，表示“非集中全国财力共作长期抗战无以图存”……

    总体来说，这次国难会议确立了“一·二八”事变后的一些治国方略，提出向东北、西北移民巩固国防，对制定长期抗战政策及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等产生了深远影响。

    3 返都之后 建设洛阳

    然而，国难会议之后仅仅一个月，5月５日，中日双方就在上海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

    对中国来说，这是一个充满屈辱的协定。它规定自当日起，双方停止在上海的敌对行为，中国军队只能留在苏州、昆山一带，不能进驻上海，由英、美、法、意等国参与接管有关事务。除正式协定外，还有三项要求：中国取消抗日、十九路军换防、中国不得在浦东及苏州河南岸驻军。十九路军用鲜血与生命换来的抗战成果，就这样被出卖了。

    日军暂时解除了对南京的威胁，身在洛阳的党国要员们归心似箭，纷纷提议返都。5月底，国民党中央在洛阳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央还都南京之后繁荣行都计划，对洛阳的未来作了如下安排：第一，筹建洛阳电厂；第二，设立中央军校洛阳分校；第三，设立中原社会教育馆；第四，修建洛河、伊河大桥，分别取名林森桥、中正桥。行都建设委员会在洛阳东车站建了电报电话局，两年后还扩建了西工飞机场，中央军校洛阳分校也出了不少军事人才。当然，这都是后话。

    6月以后，南京局势渐稳，行政院便在南京办公，只是牌子仍挂在洛阳。凡政府签署的文件，都还要到洛阳转一圈，盖印章。后来，林森去了庐山养病，群龙无首，一些机构便也趁机回到南京办公。

    11月17日，留在洛阳的党国要员们终于等来了“12月1日迁回南京”的通知，个个喜不自胜。11月29日，国民政府发布了《自洛阳还都南京令》。12月1日，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及各院部正式迁回南京，洛阳结束了为期10个月的行都使命。

    南京国民政府迁都洛阳的时间，满打满算就是10个月。也有一种说法认为，行政院等6月就迁回南京了，真正在洛阳办公的时间只有4个月。对此，洛阳文史学者董高生先生解释：“有些部门先迁走，有些部门迁得晚，前后应该还是10个月。当时也有歌词说‘民国行都200天’，指的是大概时间。”

    “国民政府返都后，出资在洛阳搞了‘四项工程’：在西工兵营设立中央军校洛阳分校，在玻璃厂一带扩建西工飞机场，在西小屯建了洛阳电厂，1936年还在洛河和伊河上分别建了钢筋混凝土大桥，就是林森桥和中正桥。”董先生说，中央军校实际上就是黄埔军校，建都南京后，不能再叫“黄埔”，才改为中央军校。林森桥在今天洛阳桥东不远处，抗战时期为阻日军进城将其炸毁，只剩一段残桥；中正桥在伊河龙门段，具体位置已不太好找。

    “这次迁都显示了国民政府的抗战决心，也给洛阳带来了好处。”董先生总结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