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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和读者座谈。
(新华社资料图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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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获得201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引起海内外的关注。他是如何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文学对他意味着什么?如何让当下的读者重新亲近文学?在他的故乡山东高密,莫言接受了新华社记者的专访。
▲▲“对获奖没有太多期待”
记者:你是从什么渠道获知得奖消息的?
莫言:向媒体公开前20分钟,瑞典文学院的常任秘书给我打了个电话,通知我得奖的消息。
记者:在这之前你对这个奖有没有期待?因为你的呼声一直比较高。
莫言:没有太多的期待,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渺茫的事情。全世界有那么多优秀作家,中国也有很多优秀作家,一年只颁一次奖,只颁一个人,我觉得好像排了一个漫长的队伍一样。
▲▲“严肃的文学不可能是热闹的”
记者:那么,文学对你意味着什么?
莫言:我当年在这个地方是人民公社的社员,天天面朝黄土背朝天,劳动的时候,厌烦透了。这个地方这么贫困、落后,就梦想着有一天逃离,到外边去看看世界,到外边去过更好的生活,但当真出去以后,过了几年,就开始怀念这个地方。尤其是当拿起笔来写作的时候,更感觉这个地方跟自己是血脉相连的。
在我早期的作品里,故事、人物,有的是自己的亲身经历,有的是邻居的、亲戚朋友的经历,有的是听老人们讲过的故事,这是一批最原始、最宝贵的素材。这批素材成就了我早期的小说。当然了,继续写下去的话,故乡也不断地扩展,写作的资源也不断地补充、丰富。这就需要阅读,需要到更多的地方去了解更大的世界,了解更多的人,知道更多的事情。
记者:有不少评论说你获奖是中国当代文学进入世界主流社会视野的一个重大的文化事件,也是一个巨大的奇迹。你对这样的评论怎么看?
莫言:现在网上的评价五花八门,我最近也没有看。我觉着我肯定是一个中国作家,我的文学是我们中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我个人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我觉得我没有权利代表中国文学。当然,得奖会在一段时间内让世界的目光更多关注中国当代文学,应该会发挥一些比较积极的作用,但这个作用也不可高估,因为文学是一个相对落寞的领域,不可能像电影或其他的媒体能够吸引广大观众。
▲▲“估计‘莫言热’最多一个月就过去”
记者:目前社会的浮躁风,无论是阅读上的浮躁,还是写作上的浮躁,都对文学构成了伤害,你如何评价这一现象?
莫言:从时间分配上来讲,那肯定是一种侵占了。听音乐听多了,看书的时间必然就少,你在网上聊天的时间多了,你干别的活的时间必然就少了。现在娱乐、休闲方式特别多,肯定会挤压很多文学阅读时间。
我们小时候那种如痴如醉的阅读,是因为没有别的娱乐。
那会儿假如有一个电视机,我也不去读小说,我也天天抱着电视机看。但是我相信当大家玩了一圈之后回来,也许有一天会重新抱起一本书,体验一下这种古典读书的乐趣。
记者:实际上你的获奖,我觉得已经促成了一些人重新回归阅读。
莫言:我估计有一个月就过去了吧,甚至更短,然后一切又回归正常。
记者:你的不少作品都拍成了电影,很多大家都比较熟悉。这些电影对你的个人创作有什么帮助?
莫言:电影和文学,实际上是一对互相依赖的关系。好的小说、好的文学作品是基础,上世纪80年代开始,很多有名的电影都是改编自小说,这也是必须承认的。但反过来,如果一部小说改编成电影很成功,也会扩大这部小说的影响,也会提高原作者的知名度。《红高粱》当年被张艺谋改编,第一次获得国际上A级电影节大奖,反过来也提高了我的知名度,扩大了《红高粱》这个小说的影响力。后来很多作家的作品也都是这样。
记者:最后还有个简单的问题,巨额的奖金大家都很关心,你准备怎么用?
莫言(笑):我准备在北京买套房子,大房子,后来有人提醒我说也买不了多大的房子,5万多元一平方米,750万元也就是120平方米。(编者注:此前有消息介绍莫言奖金为近938万元人民币,现以新华社稿件中的数字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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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文学院常任秘书接受媒体采访时称——
选择莫言“并非一个艰难的决定”
□据 《新民晚报》
瑞典媒体《The
Local》(《当地》)记者在瑞典文学院宣布莫言为获奖者后,第一时间采访了瑞典文学院常任秘书彼得·恩格隆。恩格隆表示,一周前审议委员会决定选择莫言,“并非一个艰难的决定”。“今年获奖者(莫言)的特别之处在于,他来自一个我们大部分人都接触不到的世界,他生长在农村,出生在农民家庭,他12岁以前都在地里干活。我会说这是一个简单的决定,虽然这些事往往比较复杂。诺贝尔评奖的情况始终如一,提名5位作家,他们的风格和流派都不尽相同。我会说这种选择过程是复杂的,但并不困难。”恩格隆说。
恩格隆还表示,莫言的作品在被翻译成瑞典文时,确保了原汁原味,“我们很幸运地找到一位说中文的专家,他也向我们保证我们得到的翻译版本非常好”。
当然,一个星期前就作出的决定似乎很难保密,此前就有莫言获奖的消息在网上和媒体间流传。对此,恩格隆强调,这是评委会需要思考的问题,近几年,在保密工作方面已经变得更严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