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戏曲中的包公 (资料图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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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戏剧家莎士比亚说,一千个人眼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可是包拯不同,人们对他的想象,几乎都是脸黑如炭、八面威风、执法如山、能断阴阳……如果你说人人敬仰的包青天其实个子不高,还是白面书生,恐怕大家会吃惊得瞪大眼睛。
包拯究竟什么样儿?国庆节当天,我到巩义市芝田镇后泉沟村拜谒了包公墓,就是想在这个历史上长期隶属洛阳的地方,尽可能地还原这位千古名臣的真实人生。
至孝之人 弃官侍亲
芝田镇历史悠久,相传是仙人种植仙草的地方,最初得名应源自三国时曹植《洛神赋》。
北宋建都汴梁(今河南开封),皇陵选在今巩义市西南接近洛阳的地方。包拯64岁病逝,陪葬真宗永定陵,当地至今留有墓冢。不过,这位在中国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青天大人,其实并不像戏曲中那么风光。
据宋史等资料记载,包拯字希仁,庐州(今安徽合肥)人,生于公元999年,是春秋时楚国忠臣申包胥的第三十五代孙。他的祖父包士通是读书耕田的平民,父亲包令仪进士出身,官至刑部侍郎,后来告老还乡。包拯本来有两个哥哥,但都去世得很早,父母便将所有的关爱倾注到包拯身上,悉心培育这棵独苗,包拯也对父母十分孝顺和依恋。
公元1027年,29岁的包拯参加科举考试,与文彦博等人成了同榜进士。不过,他的官运似乎还没有到来。朝廷先任他为大理评事,不久又任他为建昌(今江西永修)知县,这本是不错的历练机会,可是父母年事已高,不愿随他到江西赴任,他只好放弃这一机会,留在家里侍奉双亲。公元1033年,朝廷又委派他到离家不远的和州(今安徽和县)“监税”,他赴任几个月后,委实放心不下家中年迈的父母,再次弃官。
在今人看来,包拯老大不小了,不说早日出仕建功立业,固守“父母在,不远游”的古训,似乎有点死心眼儿。然而,在那个年代,人们的想法很简单,就是“百善孝为先”,孝是立身之本,不孝之人没有资格立于天地之间。因此,包拯在仕途与亲情之间选择了后者,也很自然。
二老相继离世后,包拯又按礼制守孝三年,仍徘徊在父母墓园不忍远离。直到公元1037年,“里中数老皆来劝勉”,年届不惑的包拯才“赴调,知天长县”,正式踏入官场。
关于包拯断案的故事,后人演绎的成分较多,宋史记载的只有这么一件事:包拯任天长知县时,有人盗割牛舌,牛主人来衙门告状。包拯告诉他,回去后把牛杀了卖掉吧!当时私杀耕牛是违法行为,果然,牛主人杀牛后,很快有人前来揭发。包拯当即喝问对方“何为割牛舌而又告之”,那人见自己的伎俩已被识破,不由得十分惊服。
包拯“善断狱讼”的名声就从这里流传开了,以至于如今的包公戏基本离不开他如何善断奇案、昭雪沉冤等。事实上,除了“牛舌案”,史书再无包拯断案的其他记载,他的政绩也并不在断案上。
峭直之人 公正廉洁
由于在天长县任上的出色表现,公元1040年,42岁的包拯升任大理寺丞,成了端州(今广东肇庆)知州。
当时,端州出产一种名砚,叫端砚。端砚和湖笔、徽墨、宣纸一道,并称“文房四宝”中的绝品,是朝廷钦定的贡品。以往的端州知州征砚时,除了进贡朝廷外,还要增加几倍以贿赂京中权贵,从而加重了百姓的负担。包拯上任后,一改多年陋习,下令严格按照进贡数目征收端砚,谁也不能多拿一块。离任时,他连平时公堂上用的端砚也造册上交,“不持一砚归”。当地百姓感念不已,悄悄地将一块名贵端砚用黄布包好,藏到船上,包拯发现后,将其掷入江心。如今,当地还有砚洲岛、黄布沙的地名,相传是包公掷端砚留下的遗迹。
在端州时,包拯还留下了一首诗,也是他一生中唯一流传下来的诗——《书端州郡斋壁》:
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
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
仓充鼠雀喜,草尽兔狐愁。
史册有遗训,毋贻来者羞。
这首题在端州郡守府第墙壁上的诗,可以说是包拯为官做人的行为准则,也是他鞭策自己的座右铭。
公元1042年,因政绩斐然,45岁的包拯被朝廷任命为监察御史,当了京官。虽说这只是没多少实权的“言事官”,就是每天“大事则奏劾,小事则举正”,负责监督百官,可对于秉性峭直、不通世故又不爱拉帮结派的包拯来说,这个职位再合适不过了。
当时,由于推行范仲淹“庆历新政”,朝廷正陷于守旧派与革新派的党争中。包拯冷眼旁观了一段时间,突然上了一个奏折,抨击新政中的一项人事制度改革。保守派大喜过望,以为他成了自己阵营里的生力军。可是,新政被废后,包拯又上奏折,建议皇帝保留其中一部分内容。人们弄不明白:这个包拯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他到底是哪一派的人?
其实,包拯没有故弄玄虚,他是本性如此。宋史说他“与人不苟合,不伪辞色悦人,平居无私书,故人、亲党皆绝之”。失去父母之后,他也没有几个走得近的亲人、朋友,只是一个人独行,向着既定目标永不回头。
任监察御史期间,包拯对北宋的内政外交提出过许多意见,比如要严厉打击贩卖私盐行为,不能对西夏纳贡求和等。他还曾出使契丹(辽国),辩得对方无言以对,维护了大宋的尊严,回来后则建议朝廷练兵选将、加强边备,以保不丢失一寸土地。
铁面无私 弹劾权贵
包拯虽然将近40岁才正式踏入仕途,担任过的职务却不少。公元1046年,他被调任为三司户部判官,掌管全国户口、税收等;然后担任京东、陕西转运使,负责当地的财政、监察等行政事务。他重视体察民情,每到一地都以减轻百姓负担为己任,并提出了“宽民利国”的思想。两年之后,他又被召回京,升任户部副使,其间亲往河北解决军粮问题,奏请朝廷将养马的田地还给农民;又到运城(今属山西)改革盐税法令,以利于商贩营业。
公元1050年,包拯被擢升为天章阁待制、知谏院,迎来了他人生中的一个重要时期。天章阁那个职务没什么,只是让他多了个“包待制”的称呼;关键是兼任谏官,使他可以向皇帝进谏所有涉及朝政的弊端,这个权力就大多了!
包拯自身清正,内心敦厚,却是个疾恶如仇的人,最看不惯权贵欺压百姓,曾直斥贪赃者为“民贼”。如今,他向那些贪官、酷吏、宠臣发起猛攻的方式,就是连续不断地进行弹劾,直到对方被降职、免官、法办才罢。有人粗略统计,被他“拿下”的位高权重者不下30人,其中有不少人犯了震动全国的大案。
比如,包拯曾七次上书弹劾酷吏王逵,称他贪赃枉法,心如蛇蝎,残害百姓,最终将他拉下了马。王逵是宋仁宗的宠臣,这个人先向皇帝告状,说陈州(今属河南)地方官任中师苛剥农民,多收钱粮。时人皆知任中师清廉,王逵贪婪,明摆着这是恶人先告状,却没人敢去调查。只有包拯不畏强权,毅然来到陈州,弄清真相后返回京城,要求朝廷将王逵撤职法办,并将多收的钱粮还给百姓。早期的包公戏《陈州放粮》,就是根据此事创作的。
仁宗专宠张贵妃,为得美人欢心,破格提拔她的伯父张尧佐,使其在一年内晋升四次,身兼多个部门要职,令群臣目瞪口呆。包拯不顾忌皇帝的面子,首先站出来弹劾,其他谏官也争相抨击。可是,这次仁宗也生了气,将“国丈”的职位不降反升。包拯一见,继续弹劾,甚至骂“国丈”是“魔鬼”、“垃圾”。仁宗不吭声,仍然一意孤行,包拯再次弹劾,最后干脆闹成了“廷辩”,就是和皇帝当面理论。在这个过程中,包拯言辞激烈,唾沫星子都溅到了皇帝脸上,仁宗气得拂袖而去。
最后,张尧佐不得已主动辞去部分职务,才算平息了众怒。仁宗也批评了包拯等人的过激行为,规定以后若要这样弹劾,必须事先申请。遇到包拯这样的谏官,连皇帝也畏惧三分。
据说,包拯因弹劾诸人过失太出名,甚至带动了“包弹”这个词在当时官场的流行:为官清正、无可指责的叫“没包弹”,有污点的则叫“有包弹”。不过,这个词并非新发明,早在唐代李商隐的《杂纂》中,已有“筵上包弹品味”的用法,这里的“包弹”意为批评、指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