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骐先生在曲剧《寇准背靴》中饰寇准。 （资料图片）

    有一种人，才干出众，个性张扬，即使三番五次受挫也不懂收敛，比如北宋名相寇准。他历太祖、太宗、真宗、仁宗四朝，从19岁进士及第到63岁客死异乡，一生刚直，但因做事总是由着自己性子来，把一手好牌打得稀里哗啦，晚景十分凄凉。

    寇准死后，葬在今巩义市芝田镇寇湾村东岭上，与后泉沟村的包拯墓相望。只是如今这里芳草萋萋，墓的位置已不可寻了。

    出身世家 才华出众

    提起寇准，洛阳人一点儿都不陌生。别的不说，只一出《寇准背靴》的戏，就让人百看不厌，曲剧泰斗马骐先生塑造的“活寇准”形象生动鲜明，深入人心。

    事实上，这位北宋名相的一生都颇富戏剧性。直到现在，人们也难统一对他的评价：喜欢他的人说他刚正不阿、大智大勇，讨厌他的人则认为他刚愎自用、不通人情。那么，这么一位有争议的人物，在历史舞台上的表现究竟能打多少分？有兴趣的读者不妨自己评判一下。

    在我看来，寇准生逢其时，太宗、真宗父子都对他信任有加，如果他能稍微加强一下个人修养，别太“不拘小节”，是可以有更大作为的。然而，他吃亏就在于太任性，在朝中到处树敌，以致人生起起落落，充满波折。这就像握着一手好牌，却打得七零八落，在局外人看来也是挺可惜的。

    那么，寇准手中的牌究竟好到什么程度？还是让我们从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那一年说起吧。

    公元961年，石守信等一批开国元勋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在宋太祖的授意下纷纷交出兵权，安享清福去了。而在华州下邽（今陕西渭南）一个儒学世家，后来掀起无数历史风云的寇准才刚刚降生。

    寇准的父亲名叫寇相（一说湘），以学识闻名天下，却“有才无命”，官职低微，去世很早。他见寇准聪明过人，便悉心教育，将其往神童的方向培养。相传寇准7岁那年登临华山，就吟出了“只有天在上，更无山与齐。举头红日近，俯首白云低”的诗句，令人大加赞赏。

    父亲去世后，在母亲的督促下，寇准继续发奋读书，他精通《春秋》三传，掌握了不少治国方略。公元980年，不满20岁的寇准踌躇满志地来到京师开封，一举考中进士甲科，并获得了参加宋太宗殿试的资格。

    不过，成为该榜最年轻的进士，对寇准来说并非什么好事。为什么？这和皇帝的喜好有关。当时的宋太宗赵光义可能觉得年轻人“嘴上无毛，办事不牢”，更愿意录用年纪大一点儿的人为官。因此，有人便劝寇准殿试时多报几岁，以增加录取概率——人家可能是好心，不过我觉得这个主意够馊。你想啊，在皇帝面前弄虚作假，以后能有好果子吃？寇准当即拒绝了，严肃地说：“我正思进取，怎能欺君呢？”

    他如实申报了年龄，结果竟一试得中，官授大理寺评事（虚衔），随后到归州巴东（今湖北巴东）当了知县。寇准能得到太宗的“破格”录用，可见君臣两人还是很有“缘分”的。

    正直敢谏 堪比魏征

    在巴东干了两年后，公元983年，寇准又被调到大名府成安县（今河北成安）任知县。他把这两个地方治理得井井有条，深得百姓拥戴。

    朝廷看到了寇准的出色政绩，公元986年将其调到朝中任殿中丞，以后又屡屡升迁。虽然到了皇帝身边，寇准却没什么顾忌，遇到什么事都敢说。当然，这也和宋太宗的民主作风有关，每次诏百官言事，他都让大家畅所欲言，心无城府的寇准就当真了。

    在任枢密院直学士时，一次在殿中奏事，寇准的意见与太宗不和，两人竟争执起来。太宗说不过他，一怒之下拂袖而去。按说皇帝被气走了，当臣子的就应该偃旗息鼓，把事情放放再说。寇准却不，他急步追了上去，拽住太宗衣服硬把太宗又拉回到御座上，继续陈述观点，直到把太宗说服，把事情解决了才罢休。

    你看，这人是不是够“轴”？也亏得太宗能压住火，事后还自豪地说：“朕得寇准，犹如唐太宗之得魏征啊！”这几乎是对一个臣子的最高褒奖，寇准由此出了名，说话做事胆更壮了。

    “拉扯”事件之后，太宗因欣赏寇准“临事明敏”的才干及其直言敢谏的作风，拜其为左谏议大夫、枢密院副使。他还令人做了两条通天犀的高级腰带，一条留着自己用，一条赐给寇准，两人关系之铁，由此可见一斑。才30岁就做到副宰相的高位，成为皇帝跟前的大红人，寇准令同僚们刮目相看。

    然而，也许是本性使然，也许是一切都太过顺利，寇准毫不掩饰自己的骄傲。他对同僚毫不退让，在官场处处树敌，即使在太宗面前也毫不客气。这样，麻烦很快就来了。

    公元992年的一天，他和同事温仲舒骑马外出，遇到一个疯子。这疯子也怪，别的不干，就拦在寇准马前高呼万岁。寇准倒不在意，可这事被他的上司兼政敌张逊知道了，就向太宗告了密。皇帝普遍忌讳这个，太宗也不例外，遂叫寇准来说明情况。寇准拉上证人温仲舒为自己辩护，并和张逊在太宗面前相互揭短，掐来掐去。太宗怒了，不问青红皂白，对两人“各打五十大板”：将张逊撤职，把寇准贬到青州。

    30岁出头儿的寇准，在仕途上第一次失利。其实他刚被外放不久，太宗就开始牵挂他了，怕他受苦，还问左右侍从：“寇准在青州过得怎样，还快乐吗？”这些人都被寇准得罪过，不想让太宗调他回来，就说：“那是个好地方，寇准整天饮酒作乐，一点儿也不苦。再说了，您终日这么挂念他，他啥时候想起过您呀？”太宗一听，更郁闷了。

    本性不改 二次遭贬

    这样过了一年，太宗觉得寇准在青州磨炼得差不多了，便急切地召他回京当副宰相。

    当时，50多岁的太宗正患有严重的足疾，行走不便。见到寇准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寇准看自己的脚，还嗔道：“你怎么来得这么迟缓？”太宗这是在委婉地表达亲近和歉意，寇准却不领情，只说了一句：“臣非召不得至京师。”

    太宗也不再客套，他有大事要找寇准商量，也只有寇准的话他才想听，于是切入正题：“据你看，我的几个儿子，谁可继承大统？”原来是要议立太子的事，这个话题太敏感了！寇准看看左右的人，不好明答，又不能不答，便难得地委婉了一下，说：“您是为天下人选储君，总结以往教训，我觉得此事不宜与后妃、宦官、近臣这三种人商量。”

    听了这个回答，太宗沉思半晌，似乎拿定了主意。他屏退身边的人，单独问寇准：“你看襄王可以吗？”寇准一听，英雄所见略同啊，但他还不能明说，便答道：“知子莫若父。您既然想好了，就应该立即确定下来。”寇准的支持让太宗吃了定心丸，遂将襄王赵恒立为太子，改封寿王，任开封尹，为下一步的权力交接作准备。

    赵恒是太宗第三子，颇有气度。一次，他从太庙祭祀回来，京师百姓见了，都赞不绝口，喊他“少年天子”。太宗听了，心里很不舒服，怀疑太子有异心，一日向寇准抱怨：“人心归向太子，我的位置摆在哪儿？”寇准只轻轻说了一句“此社稷之福也”，便使太宗转忧为喜，把心放到了肚子里。

    按说，太宗对寇准是十分倚重的，连家事都要征求他的意见，甚至到了言听计从的程度。即使太子即位，寇准也是大功臣，只要他做事“不出格”，后半辈子就能安享荣华富贵。可是，寇准做不到，他的棱角过于分明，早已习惯了我行我素、锋芒毕露，不肯在为人处世上用一点心，结果很快又为自己惹下了祸患。

    那是公元996年，太宗在京师南郊祭祀天地，之后对官员加官晋爵，寇准也借机推荐提拔了不少人，其中有一个叫彭惟节。彭惟节的职位本在虞部员外郎冯拯之下，现在被排到前面，令冯拯非常不满，他在列衔时就仍把自己列在彭惟节之上。寇准闻讯很生气，指斥冯拯扰乱朝制，冯拯则弹劾寇准擅权。

    事情闹大了，太宗只好亲自过问。他本想让寇准解释一下就算了，谁知寇准毫不退让，在朝廷上强辩不休。太宗呵斥寇准“有失执政体面”，提醒他别再争了，这家伙仍没一点眼色，还抱来中书省授官的卷宗跟皇帝争论。这下，太宗忍无可忍，失望地叹道：“鼠雀尚知人意，况人乎？”后又有人趁机揭发寇准酒后爱说太宗坏话，太宗不信，找寇准来问，他竟不敢自辩，这下太宗可真伤了心，当年七月将寇准贬到了邓州（今河南邓州）。

    这是寇准第二次被贬，次年太宗病逝，两人就这样断了君臣之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