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背景】 11月6日，山东省政府办公厅下发《山东省见义勇为奖励和保护条例》，12月1日起正式实施。《条例》中明确规定，见义勇为受益人应当对见义勇为人员及其家庭成员表达谢意、予以慰藉。（11月7日《山东商报》）

    看到“受益人要言谢”的规定，不由得让人想起不久前发生在湖南娄底的一件事：27岁的娄底青年邓锦杰下水救人溺亡，获救者冷漠地离开，面对现场群众的劝阻甚至说出“关我屁事”的话。虽然后来获救者向邓锦杰家属表达了歉意，请求原谅，但他的表现确实让人心寒。

    有论者将“应该答谢恩人”看成是“法律干涉道德”，这实在没有必要。一、这对于施救者只不过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底线要求；二、作为一种倡导性的规定，其并不存在“无法执行”的问题，在某些时候或可以成为法律判定的依据。

    而笔者更为关注的，是《条例》中着重提到了各级政府部门对见义勇为事件的责任和义务，比如“应对见义勇为人员及其家庭、子女在基本生活、教育、就业、医疗、住房等方面给予优先照顾”等。

    为避免“英雄流血又流泪”的悲剧，相对于单纯的道德救赎，对见义勇为行为进行实实在在的保护和奖励显然更为重要。我们都知道，在现实生活中，不乏严格详尽却流于形式的制度和规定。那么，这些制度和规定为何效果总是难尽人意？

    原因是，真正有效果的制度应该鼓励人们自主选择，那些对人们的选择范围和方式，乃至一言一行进行“规范”的制度，不见得管用。也就是说，制度的作用不应是“要求”或“制止”，而应是“引导”或“激励”。“激励制度”不用面面俱到，但能促使人们思考和判断，进而选择去做对的事情、善的事情、对公众有益的事情。

    从这个角度来说，“受益人应言谢”实在不值得大书特书，真正需要被关注的，是见义勇为者在被致谢并成为道德模范后，针对他们的扶持政策如何落到实处，他们的权利如何得以充分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