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我从洛一高毕业。赵福轩老师曾教过我们高三语文课，我们经常引以为豪。

    赵老师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他曾不止一次私下说过司徒雷登曾任他们的校长。毕业后他到河南大学外国文学系任教。战争年代，他随河大南迁，曾在苏州停留了一年时间。

    讲起“苏州头，扬州脚”的典故来，赵老师津津乐道：苏州有职业梳头的老妈子，每天五更起床，夹上梳头工具走街串户给女人做头发，生意很好。而扬州妇女喜爱在脚上做文章。最早讲究穿绣花鞋，后来也赶时髦，穿高跟鞋。但真正意义上的“扬州脚”是指扬州小家碧玉的脚。这也曾引发诸多文人墨客的无尽遐想……

    1957年，赵老师差点儿被划为右派。他说，那年河大师生“大鸣大放”时，他女儿生病住院，他被迫在病房里守了几天几夜。待他女儿出院后，“大鸣大放”已结束，他逃过了一劫。后来因为出身不好，他被以支援洛阳办大学为由调到了洛阳。哪知洛阳当时办的是工科大学，不需要他这类人。而当时的洛阳市市长看中他是个人才，就执意把他留在了洛一高。

    赵老师长得又高又胖。他曾说：“我最怕下雨，不跑吧，怕淋湿；跑吧，肚子上的赘肉来回晃荡……”可赵老师讲课声音并不高，越是讲到有趣和关键的情节声音越小，课堂上鸦雀无声，大家全都屏住呼吸，那才叫真正的全神贯注……听赵老师讲课，是一种精神上的超级享受。

    也有同学说很喜欢听他讲课，可听完后还得查书才能做课后的练习题。因为赵老师始终认为，文学是让人欣赏的，不是让人背定理和求取功名的。他从不把答案直接告诉学生。

    赵老师讲课前有一套规范性动作：走进教室后放下教案，脱帽，把帽子放在讲桌的一隅，环顾左右，鞠躬，掏出老怀表，摆放在讲桌上，然后讲课。有一次，他说：“我有些感冒了，对不起，我今天要戴着帽子讲课了。”他的道歉令同学们肃然起敬。

    我曾聆听过赵老师用英语背诵《哈姆雷特》的对白，是那么投入和引人入胜。说起学英语，他曾说过，当语言水平达到一定高度后，就不必套语法了。英国文豪萧伯纳就说过：“我要是问我老伴现在几点了，按语法说‘What the clock of time is it now？’我老伴肯定说：‘老头子傻啦！’可我要是说‘What time？’我老伴立刻就会懂。”

    赵老师还不止一次说过，读外国文学名著，要尽可能读原著。

    1989年，我们班的老同学聚会，赵老师拄着拐杖应邀而至。后来，我曾到原洛阳大学看望他。那时师母已经仙逝，他与女儿一起生活，其卧室兼书房里到处是书，他戴着眼镜安详地坐在书桌旁。他说：“我腿疼，走路不方便，很少出门。”显得有些凄凉。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赵老师今年应该是93岁。我经常在心里默念：“赵老师，您可安好？”衷心祝愿赵老师健康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