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无论我们长多大，都是母亲的心头肉，都是母亲的牵挂。

    转眼便到冬至,有的人家已经在琢磨吃什么馅儿的饺子了。我也想起小时候过冬至吃饺子的情形。那时家里穷，兄妹多，一入冬,我们就巴望着冬至那天能吃上饺子。

    母亲总是提前挖出深埋在地下的萝卜，一遍又一遍地清洗。当萝卜洗得又白又净时，母亲的两只手便成了“胡萝卜”。

    母亲把一大桶萝卜切片煮好，用笼布挤出多余的水分。父亲坐在小凳子上一边剥葱，一边说：“这么多人，买了那么一点儿肉，都剁了吧……”母亲应着，但还是把肉扒拉出一部分。

    第一碗饺子是爷爷的，第二碗饺子是奶奶的。哥哥烧火，姐姐看锅。性急的三姐看着锅里漂浮着的最后几个饺子，直接下碗席卷一空，而后拔腿就跑。最小的我看没希望吃到第一锅饺子，一屁股坐到地上踢着脚大哭。大姐这个时候总是哄我：“不哭，下一锅一定多给你几个……”

    奶奶、爷爷、父亲相继去世后，家里的日子更艰难。每年冬至，大姐和二姐总是提前给家里寄钱,让母亲一定要包顿饺子,一种难言的幸福和满足便洋溢在母亲那苍白的脸上。哥哥结婚后，家里更是喜气洋洋，母亲盘的饺子馅儿越发有味儿，肉多了，还加了很多辅料。大嫂一直夸母亲做的饺子比她娘家妈做得好吃多了，母亲便总是让大嫂送回娘家一些。

    我生完孩子的第二年，我们兄妹商议冬至一块儿回家陪母亲吃饺子。那时母亲已经70多岁，纵然耳不聋眼不花，但头上的白发已不能掩盖岁月的无情。当我们兄妹6人从天南地北赶到家里时，正碰上二哥在吼母亲。他说母亲一碗水端不平，别的兄妹在外面吃香的喝辣的，只有他穷困潦倒。

    我们慌忙跑进屋时,只见母亲像个无助的婴儿，不停地抹泪。没有人理会二哥，我们帮着母亲包饺子。母亲说：“皮大了，多填点儿馅，别饿着了；皮小了，少填点馅儿，别撑着了。这一碗水呀，没法端平。有的孩子能力强，我惦记少点儿；有的孩子没本事，我操心多点儿，希望你们都过得好，哪一个过不好，我都睡不着。”听着母亲的话，我的眼泪扑簌扑簌地落。

    端着饺子，我再也吃不出儿时的味道。后来,隔壁的婶子对我说：“你二哥呀，都找你母亲吵了很多次了，让你母亲管你们要钱在城里给他儿子买房子。儿子和媳妇对她那样，你母亲昨天还买肉挂到人家大门上……”我哭着拉住婶子：“婶，那是我妈害怕他儿子挨饿、遭罪。不是我妈遇到委屈不说，妈是害怕我们因为这事争吵，反目成仇，兄妹间不和睦。我妈最想要的是儿女平平安安，情同手足。”

    那次我们几个商量着让母亲进城，可母亲无论如何不答应，她觉得在家里还能照顾一下二哥，面对这样的母亲，我欲哭无泪。大姐说：“小妹呀。理解一下母亲吧，不生儿不知当娘苦，不养儿不知报娘恩，不当婆婆不知咱妈难啊。听咱妈的，一人给他点钱儿让他买个房，把咱妈接走……”

    就这样，母亲跟随我们进入了城市，忙碌于几个家庭之间。每到冬至，母亲总是提醒我：“你离家近，回家看看你二哥的饺子馅儿盘好了没有……”我知道，无论我们长多大，都是母亲的心头肉，都是母亲的牵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