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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提示

    我国目前有2.5亿多农民工工作、生活在城市，但却徘徊在城市大门之外。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把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重要任务抓实抓好”，伴随着全球最大规模的城镇化进程，“市民梦”距亿万农民还有多远？

    1 “市民化”将有效促进城镇化

    来自河南农村的高春爱，一家4口人已在广州工作和生活10多年了，但户口还在农村。高春爱的儿子今年26岁，从未想过回老家种地。资料显示，像他这样的80后新生代农民工已占我国农民工群体的近一半。高春爱家的4亩承包地一直由60多岁的公婆耕种。

    推进城镇化所引发的问题已成为中国的现实考验。中央党校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教授分析指出，我国城镇化水平为51%多，但由于农民“市民化”政策的滞后，致使我国城镇化水平比发达国家低20%至25%。

    城镇化的相对滞后使吸纳就业的第三产业难以充分发展，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滞后国际20个百分点，吸纳就业比例滞后国际30个百分点。

    “市民化”将是促进“城镇化”进程的有效“加速器”。周天勇预测，未来30年，中国农村还将有4亿到5亿人口向城市转移。业内人士认为，城镇化将是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最大后劲，也将改变现有中国社会的“二元”结构。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指出，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也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

    2 农民工成为“城里人”有多难

    高春爱一家是众多生活在城市里的农民工群体的缩影。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2011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11年度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5278亿人，相当于城镇总人口的23%。

    农民工梦想着享受到“城里人”的同等待遇。在北京打工的杨怀英来自甘肃农村，因为孩子必须回原籍参加升学考试，她前年带着一双儿女回了老家。今年12月，她又重新回到了北京。杨怀英看到了国务院下发的农民工子女可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的报道，盼望着儿子能参加两年后的中考。

    只有实现了农村人口“市民化”，才能放开捆绑中国城镇化发展的绳索。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许光建教授指出，“市民化”才能将农村剩余人口转移出去，给农业现代化规模生产提供条件；才能为城市输送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才能为工业发展、第三产业发展提供充足的基础需求。

    为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强调，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不仅是“重要任务”，而且要“抓实抓好”。

    3 “市民化”的两道门槛

    看不起病、工伤、失业、养老没有保障，是农民工融不进城市的第一道门槛。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公报显示，2011年年末，全国参加城镇基本养老保险的农民工人数为4140万人，只占农民工总数的约1/6。

    深圳全顺人力资源开发公司董事长张全收举例说，深圳养老保险需交15年以上才能享受深圳市的养老待遇，社保跟着农民工转移非常困难，有95%的农民工离开深圳时，选择退保。

    看病也是如此。农民工在城乡之间流动时，跨制度、跨地区医保关系无法转移，无法异地就医结算，政府部门正在推进异地就医信息和医保资金的全国联网。

    城市入学难、回原籍中考和高考等问题，是农民工迈不过去的第二道门槛。据统计，中国2.5亿多农民工背后，有超过1500万名的子女群体；高企的房价使农民工在城市里拥有一个能容纳一家老小的“家”遥不可及；而无法流动的户籍制度，成为把农民工屏蔽在城市之外的最坚实的一堵墙。

    4 让农民放心“市民化”

    河北省井陉县康庄村村民小组组长马彦林说：“农民拥护城镇化，我们也想过上冬天有暖气的日子。但家里的口粮田不能放弃，找不到活干时，起码有吃有喝。”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特别强调，城镇化不是简单地“赶农民上楼”，国家要出台保护农民在农村的财产同价转移进城的机制，严禁低价剥夺农民的财产。土地立法重点要转向维护农民土地的合法权益。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此强调，“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要求“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

    周天勇呼吁：“迫切需要将发展小企业上升为关系到国家前途命运的最高级别国策，尽快制订战略规划。”他分析指出，小企业容纳劳动力多，可富裕人民，安定社会。他建议政府部门放松市场准入，减少税负，清理收费，严禁乱罚款，扶持小企业生存、发展、兴旺。

    许光建建议，要逐步改革户籍和人口管理制度，逐步实现人口的自由居住和迁徙；周天勇建言，对事关百姓看病、养老、失业、工伤等生活保障的社会保险，可由目前的“缴费”改为强制性缴税，及时用于公民的社会保障需求。

    当亿万农民在城镇实现安居乐业时，农民的“市民梦”才梦想成真。

    延伸阅读

    户籍制度严重阻碍“市民化”进程

    □据 《南方都市报》

    据官方统计，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51.27%。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在很多人看来这是一个具有标志意义的历史性转变。但我国城镇化的“水分”不容忽视。根据国家统计局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外出农民工规模超过1.59亿，但由于没有城镇户籍，不能享受相应的基本保障和公共服务。除去这部分“被城镇化”的农民工，我国真实城镇化率不到40%。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认为，我国城镇化推进面临体制障碍：首先是现行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严重阻碍“市民化”进程，户籍制度以及附着在户籍之上的各种福利制度极大地限制了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以东莞市虎门镇为例，当地户籍人口10万人，外来人口90万人，而该镇的公共服务均按照10万人的户籍人口数设置，造成巨大的公共服务供给缺口。

    其次，多层垂直管理的城镇行政体制，跨行政区的城市群合作协调机制缺乏也影响城镇化健康发展。

    此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滞后也削弱了农民进城落户的能力。在现行土地管理法下，农民从农地征用中获得补偿的上限是土地农业产值的30倍，无法从农地征用的巨大增值收益中获得收益，客观上降低了失地农民进城安家落户的经济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