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东郊为义卖所作的扇面     林东郊书法作品  （本版图片由晁会元先生提供）

    开栏语：前段时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得知白河书斋主人晁会元先生从事民间收藏多年，手中有一些洛阳近代书画名人的作品，顿时起了兴趣。

    众所周知，晚清到民国时期的洛阳文化，总体上并不景气。但就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也涌现出林东郊、高福唐、李振九、郭铁林等地方书画名家，他们是洛阳人的骄傲，值得我们铭记。

    在洛阳近代书画名人中，林东郊的名气和影响力相对较大。他是晚清进士，人称“洛阳翰林”，在学问上颇有过人之处，更难得的是书画双绝，堪称当时洛阳的文化徽章。因此，本系列开篇就从林东郊说起。

    曾经重功名，入选翰林院

    林东郊出生于公元1868年，是洛阳老城人。一星期前，我问一位常去老城的朋友，东大街东头的林东郊故居现状如何，他说：“还在，保存完好。”前天我见到洛阳文史学者董高生先生时，又问这个问题，董先生的回答是：“没有了，现在那里是老年公寓。”

    董先生长期生活在老城，也习书法且擅长书画评论，对林东郊及其故居自然不会陌生。他所说的“没有”，当是指房舍虽在，却早没了林家的痕迹，令人颇为惋惜。

    “他是翰林，进了皇帝的文书班子，学问是一流的，书画也很有功底。”在董先生看来，无论“学历”、名气还是影响力，林东郊在洛阳近代书画名人中都比较靠前。当然，这和他的成长经历是分不开的。

    公元1898年即光绪二十四年，而立之年的林东郊赴京应考，成了洛阳历史上最后一名进士。与他同年的还有蔡元培、沈钧儒、林森等，后来都是赫赫有名的人物。

    因诗书文章俱佳，林东郊高中进士后，很快入选翰林院，先后担任国史馆协修、纂修及编书处协修、详校等工作。公元1906年，清廷又派他东渡日本考察政治，回国后他仍在翰林院任职，并编纂了《皇清奏议》一书。

    乍看上去，林东郊这段时间的工作有些琐碎。事实上，翰林院可不是一般人能进的，它是皇帝的文书班子，旧称玉堂之署，有“金堂玉马登高第”之谓。天天在皇帝身边工作，升迁机会当然比别人多，另外，翰林出身的人还可以担任皇帝或皇子的老师。如果不是人品学问高人一等，怎能担当如此重任？

    不过，林东郊一直没有担任实职。公元1911年即宣统三年，他被授广西桂林府知府一职，当时辛亥革命如火如荼，清朝大势已去，他干脆没去赴任。

    挂冠归洛阳，仍存济世心

    民国成立后，林东郊曾于1913年当选临时参议院议员，1918年当选第二届众议院议员。然而，当时政局动荡，军阀四起，洁身自好的林东郊不愿与他们为伍，便回到洛阳，专心著述，吟诗作画，以求独善其身。

    后人曾回忆林东郊归洛后的生活，“黎明即起，读书、写字，精心整理其诗集和研究《易经》的文稿，早饭后接待访者及求书画者，下午出访亲友，谈诗论文或商谈地方公益事宜，晚饭后则同家人闲谈并教诲子孙等做事做人之道”。

    这样的生活风平浪静，林东郊的内心却仍有波澜。他是见过大世面的人，独善其身只是不得已的选择，有机会还要兼济天下。也因此，洛阳那些年发生的许多大事，都有林东郊参与其中。比如1930年中原大战，冯玉祥一部守洛阳，蒋介石一部攻洛阳，战争一触即发。当时林东郊为洛阳红十字会会长，为避免生灵涂炭，他出面写信并找人调停，最终避免了双方在洛阳城内交火，人称“片纸退兵”。

    1931年，当时河南省最大的公共图书馆——公立河洛图书馆创办，林东郊应邀担任名誉馆长。1932年年初，淞沪事变爆发，南京国民政府迁都洛阳，行政院便设在河洛图书馆。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与林东郊有同年之谊，林东郊还专门腾出一所宅院供他居住。

    1935年春，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洛阳办事处正式成立，从法国留学归来不久的傅雷担任主任，林东郊为他详细介绍了洛阳的名胜古迹和历史文化。傅雷还在洛阳编译了《各国文物保管法规汇编》一书，并在当年６月出版时用了“傅汝霖”的笔名。有人说，“汝霖”就是“如林”，意思是要像林东郊那样治学做人。

    1937年，70岁的林东郊去世前，还牵挂着要编民国《洛阳县志》。再想想他在灾荒之年设冬赈救济穷人，为修路悉数捐出家中石板，我们就知道为何洛阳人至今仍对他念念不忘了。

    书画称双绝，文化堪留存

    晁会元先生告诉我，他收藏的林东郊书画作品有十多幅，皆来自洛阳民间，“包括当年为孤儿院募捐时所作的书画扇面”。

    据董高生先生介绍，林东郊一生留下书画无数。他的书法建基于褚（唐代大书法家褚遂良），兼学王铎，萧散疏朗、功力深厚。如果你到白马寺去，可以留意一下山门上的“白马寺”三个字，那就是林东郊当年所题的。他的绘画主要师法王维，又融众家之长为一体，独具韵味。可惜的是历经战乱，这些人称双绝的书画大多失落，只有少数散于民间，供有心人在书画古董市场上寻觅。

    林东郊字荠原，又字霁园，人们寻觅他的书画作品时，通常会格外留意这几个名字。不过，晁会元先生还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林东郊有时也用别的署名，如大樗（chū）散人、周南学人等，人们一不留神就错过了。当然，“他用的这些别号，也都是有来历的。比如周南学人，是因为他在周南书院上过学。当时的周南书院，位置就在今天的敬事街小学”。

    挂冠归洛后，林东郊写了两部著作：一为多年研究易经的心得《易易》四十二卷，一为线装古体诗《爱日草庐诗集》。《易易》强调以“变化”二字解读易经，是他在洛阳国学专修馆讲课时的讲义，全部以工笔楷书写就，有极高的学术和书法艺术价值。可惜一箱手稿被其后人精心保存了数十年，最后还是毁于“文革”。而《爱日草庐诗集》则除了手稿还有刻本，得以流传至今。

    在《爱日草庐诗集》自序中，林东郊称“吟咏一事，向未究心，偶一为之，亦不存稿。辛亥后病怔忡，遂借韵语消磨长夜。诗欤？医案也。兴之所至，景之所触，亦不自知为魏也、晋也、唐也、宋也、抑近代也”。其中收集了上千首诗，多数描写归洛后的日常生活，如《登万安峰》的“一到山深处，便如遗世人”，《晚步瀍堤》的“山光秋色淡，塔影夕阳低”等。相比之下，倒是书画更多地承载了这位“洛阳翰林”的济世理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