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依出生于1996年10月21日21时00分，农历丙子年九月初十，这一天是星期一，出生地点是吉林省扶余县人民医院。

    女儿出生时，我在西安工作，没能在第一时间迎接孩子的降生，没能在妻子最需要我的时候陪在她身边。两个月后的12月22日，我提前一周结束了西安的培训班授课，当晚登上归乡的列车，取道北京，于24日深夜回到家乡。

    带着给妻儿和二老购买的礼物，怀着激动的心情推开家门，见到了女儿。可是看到满屋子的亲人时，我只侧目看了看我那日思夜想的宝贝闺女，就和大家聊开了。为时不久，妻子发话了：“这么多天才回来，还不赶紧看看孩子。”“是啊，还是好好看看孩子吧。”大家随声附和。

    我开始细细地端详起眼前这个被红花棉被裹着，睡得香甜，带着天使般微笑的小娇儿。亲友们说，孩子的下巴像我，鼻子像妈妈，我觉得幸福极了。

    也许孩子知道是爸爸回来了，半个小时后，她醒了，冲着我微笑，那一刻强烈的幸福感溢满我的心头，我大声地告诉她：“宝宝，我是爸爸，我是爸爸。”我顺势将女儿从妻子怀里抱过来，由于“业务”不熟练，竟把孩子弄疼了，依依哭了起来，于是大家又是对我一番指责：“瞧瞧，这爹当的，连抱孩子都抱不好。”我无限幸福地接受来自大家的批评。

    第二天，我在认真学习抱孩子技巧的同时正式上岗：洗尿布、冲奶粉。尽管母亲和妻子不让我干这些，但我还是尽可能地参与其中，我认为这是孩子婴儿期，一个做父亲的基本职责，而且这本身是一种幸福体验，做父亲的幸福就此开始了！

    1997年2月16日，农历正月初十，我携妻儿辞别亲人，离开故里赶赴妻子的老家山东龙口。出生尚不满4个月的依依，在火车上不停地转动着一双大眼睛看这看那，一路很少哭闹，两天后我们来到位于胶东半岛的一个小山村。岳母一家将我们迎进门，在家中小住几日后，我和妻子奔赴西安打拼，为我们的宝宝构筑未来的幸福大厦。

    回到西安，我开始出任陕西省公关协会院校工作委员会主任，主管全省高校社团公关培训工作，并继续开办培训班，成立了陕西省大学生公关礼仪队，同时应邀为西安人民广播电台主持《东子心理咨询》节目。就在我的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的时候，内弟来电话说，因为我和他姐是后补的结婚证，当地计划生育部门认为孩子属超生，要罚款。

    我原计划到年底，待孩子满一周岁再将其接到身边。突遇这种情况，我不得不临时调整计划，先把孩子接过来。于是，妻子急速赶回山东老家，顶着酷暑将孩子接回西安。

    妻子回到家中，只和孩子熟悉了两天，7月30日，她带着女儿离开老家，先坐长途汽车到青岛，后从青岛转乘火车赴西安。在青岛火车站因买不到坐票，孩子浑身又长满了痱子，妻子焦急万分地哭着给我打电话。我安慰她不要着急，并告诉她找火车站值班站长请求帮助。最后总算谋得一个座位，她就这样抱着孩子，苦熬两天一宿才到西安。

    在火车站站台见到妻女的那一刻，我怔住了：我那可爱的白白胖胖的宝宝如非洲难民营里的孩子，漂亮的妻子也憔悴如逃荒女。我心里无比难受，在讲台上口若悬河的我，此刻竟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打了一个寒战后，将母女俩抱在怀里，紧咬着下唇不让泪水流淌，我在心里说：“对不起，我的爱人；对不起，我的孩子！”

    将妻女接回家，我们一家三口总算团聚了。最初接到内弟打来的电话时，我对妻子老家当地计划生育部门的做法很愤怒，甚至要向他们讨个说法。可是当我见到孩子后，这一切都烟消云散了，现在想来还要感谢他们的不义之举，因为他们为我提供了和女儿多亲近的机会，使我做父亲的幸福时间更多。

    阔别近半年，我再见到依依时，孩子已经不知我为何人，因为“爸爸”尚未储存在她的记忆里，经过几天的“套近乎”，孩子终于接纳了我……

    （摘自《做父亲的幸福——好爸爸东子16年教子随笔》 东子 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