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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天门 三维复原图 | |
历史,曾经吱呀一声关住城门,驱赶我们奔向工业文明。
时光学会了奔跑,文学习惯了粗糙。于是,在洛阳通往华州的官道上,再也不会出现徒步行走的杜甫,再也不会出现《三吏》《三别》,乘着高铁飞翔的当代诗人们,不需“暮投石壕村”,不会遇到“有吏夜捉人”,当然也写不出令人叫绝的《石壕吏》了。
所以我想,古人生活节奏缓慢其实是天大的好事儿。今天你我能够梦回隋唐,端详历史背影中的那个城门,亦属幸福!
帝都风雨多 城门更名频
应天门建造时间:隋朝大业元年(公元605年)。
应天门所处位置:隋唐洛阳城宫城正南门(定鼎路与凯旋路东端交叉口北侧),南与皇城正门端门、郭城正门定鼎门相对应,北与明堂、玄武门、龙光门相对应,处于隋唐洛阳城南北轴线上。
应天门是隋唐东都最重要的城门,其地位可与北京天安门一比!两者之间,颇多相似。
第一,名字相似,名字中都含有“天”字。 天安门最初叫“承天门”,寓“承天启运、受命于天”之意,
清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重修,改名为“天安门”,取“受命于天,安邦治国”之意;应天门在隋代初建时称“则天门”,取“以天为则”之意,到唐睿宗李旦时因避其母讳武则天改为应天门,取“应天顺民”之意。
第二,气势宏伟,建设的规格都很高。天安门是明清皇城的正门,应天门是隋唐洛阳城宫城的正南门,建筑形制皆雄伟华丽:应天门城门下的台阶,东西长120米,南北宽60米(与中州路一样宽),在此台基上,又建起35米高的城门楼,其雄伟壮阔是不难想象的!城门进深25米,门洞高,人们穿过幽深高大的门洞,既兴奋,又感肃然。
第三,应天门和天安门一样,都是政治符号。唐灭隋后,唐高祖李渊厌恶隋炀帝所建洛阳城过于豪奢靡费,令李世民烧掉了大部分建筑,真不知他是怎么想的,难道焚烧不是最大的靡费?只可惜如此华丽的应天门,烧得只剩下门洞和台基。可是有人烧就有人修,武则天的老公高宗重修此门,之后便派上了大用场,武则天称帝那天,城门变成政坛,她的登基大典就在这城门上上演了。
第四,应天门和天安门一样,经受战乱多,更名次数频。隋朝末年,隋将王世充固守洛阳,将则天门改名为顺天门。李世民攻占东都后,放火焚之。唐高宗统治时期,因常携武则天来洛阳居住,遂重建此门,复称则天门。后来,为避讳“则天”两字,改名为应天门。不久,中宗李显给自己加冕为应天皇帝,应天门也不能叫了,于是又改称神龙门。没隔多久,唐玄宗李隆基上台,又改回来,称应天门。
你该说一个城门,既无高堂华屋,又无宫殿设施,为什么这么受重视?还频频作为重大庆典场所呢?下面我来解答这些问题。
豪华五凤楼 两次被焚毁
原来,应天门不单是城门,而是一个巨大建筑群。
那么,这个建筑群到底啥模样呢?这么说吧,如果你游览过明清紫禁城,观察过午门的建筑形制,也就知道应天门的格局了。你该说是不是在建筑形制上,应天门很像紫禁城的午门?错了!不是应天门像午门,而是午门模仿了应天门,谁在前谁在后?须知整个紫禁城都在模仿洛阳古城呢!
首先,应天门不像定鼎门那样,有一个整齐的门脸。应天门遗址平面呈“凹”字形,地面上的部分由台基、门楼、垛楼、东西阙楼及其廊庑组成,“凹进去”的那部分空间很大,恰好形成一个门前广场,作为集会或庆典的会场是挺宽绰的。
城门楼在中间,高35米。城门楼的两边,一前一后有阙楼、垛楼,均有12层楼房那么高。两阙之间相距83米(比中州路还宽23米),
阙上建有两重飞檐,状如凤翼,展翅欲飞。两阙向北通过17米宽的城墙与城门主体相连, 整个城门楼、两垛楼、两阙楼,体量宏大,浑然一体,庄严肃穆,让人膜拜。
在这座雄伟的城楼上,隋炀帝俯视过他的东都城,李世民下达过焚城令,唐高宗过问了“韩国政事”,武则天发表了登基演说,唐玄宗接见了日本遣唐使。
说起遣唐使,值得提一提。开元五年(公元717年),日本派557名遣唐使来洛,这哪里是“使”?分明是旅游团!那时候日本很落后,大唐的繁华盛景,在他们看来简直如九天虹霓。于是这些人坐着海船,顶着风浪,历经数月,九死一生来到洛阳,在接受皇帝接见后,从应天门的高大的门洞迤逦而出,向北望是天堂,那么高啊!向南看是天津桥,那么美呀!再一看,这天堂、应天门、天津桥、天枢、天阙都在一条轴线上,形成了繁华热闹的天街,这时,他们才懂得什么叫“天国”。
唐中晚期,应天门又称五凤楼,很诗意,很形象——城门楼在中间,垛楼、阙楼各一对,分排在两边,飞檐如翅翼,似五只金凤凰。白居易、徐凝等诗人都曾以诗歌的形式写过五凤楼。
似乎是宿命,越豪华的建筑,越易遭受火焚。这座城门,唐初被李世民烧过一次,高宗时修复了,天宝二年(公元743年)又被烧一次,这一次大火整整烧了一天,烟雾飘入宫中,形成“雾霾天气”。后有安史之乱,又有孙儒之乱,应天门哪里顾得上修,一直到朱温胁迫昭宗迁洛,朱温才派人修了一下应天门,没有好木料,修得很匆忙,只用木架彩绸搭了一个楼阙模样,应天门的气数已尽了。
不过,已经准备篡唐的朱温,也知该城门是政治符号,他在立昭宗第九子、13岁的李柷(chù)为帝(唐哀宗)之后,把李柷的即位玉册(一共10枚)留在了应天门,直到1989年才被中国社科院考古人员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