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5月23日，在一镇公路卡点工作人员在做防控工作

    非典远离我们已有十年。这十年，许多人想到非典，内心都会涌起一种异样的情绪。非典给我们带来的到底是什么？今后，我们若再遇到类似非典的灾难时，又该以怎样的心情和状态面对？这些，或许都应该是“后非典时代”我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

    1    公共卫生史上的里程碑

    近日，在位于洛龙区的市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以下简称市疾控中心）大楼内，该中心主任杨晓华打开了电脑桌面上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系统”软件，这是世界上最大的疾控软件系统。全市在当天发现的传染病最快能在一个小时内录入到系统里。

    “你能想到在非典之前，一个普通的传染病上报，需要医生手填卡片，然后经过半个多月才邮寄到防疫站吗？”杨晓华说。而这，正是非典前疾病防控的真实写照。

    时任市卫生防疫站站长的邓淯沧说，我们现在回过头看10年前的那场非典，它固然曾给人们带来恐慌，但它也像道分水岭，暴露了长期以来政府不注重公共卫生事业而带来的问题，也对政府重大信息披露和应急机制建设起到了重大促进作用。总之，它在中国公共卫生史上，应该算是一个转折点和里程碑。

    非典以后，传染病的疫情逐渐公开，这代表着政府和社会对人的生命权、健康权的尊重，也提高了政府各级部门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紧急应对的能力。

    邓淯沧说，现在从市政府到各单位，几乎都成立了应急工作办公室，无论是公共卫生事件，还是地质灾害等其他突发事件，提前做好预案，一旦出了状况能够及时应对。

    再加上平时针对各种突发事件的演练，对必要物资的储备。可以说，假使现在再来一场像非典那样的传染疫情，人们也不会像当年那样惊慌与无措。

    这从后来全球暴发的甲流和手足口病等传染病的防控中，就可以看出。

    2    政府投入、决策的巨变

    非典以后，我市卫生防疫站、健康教育所、结核病防治所、职业病防治所和地方病防治所这5家过去独立的机构被合并，在2004年7月1日，成立了市疾控中心，邓淯沧是首任中心主任。

    从过去要把防疫站推向市场化，到现在完全成为财政全供的公益事业单位，10年来，政府对公共卫生事业的投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疾控中心的变迁就能窥见一斑。

    杨晓华说，非典过后，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先是投入2500多万元，建立了现在的疾控中心综合楼和实验楼，又陆续投入2500多万元，增添了各种各样的实验仪器和设备。如今的疾控中心有1.58万平方米，比过去增加了一倍还多。

    过去简陋的实验室，被一座崭新的6层实验楼代替。去年11月，我市首次用细胞培养的方法分离出一株流感病毒，后来该病毒还被送到了国家流感网络实验室。

    市疾控中心副主任李克伟说，此次流感病毒的分离，证明我市的病毒分离工作已经进入先进行列。如果不是持续的投入，这些在过去是不敢想象的。

    3    认识和法律的深化

    除了硬件建设，非典一结束，国家就投资建设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系统”，这也是吸取非典中的教训而进行的投入。第一时间搜集到传染病的信息，最快时间内作出处置，从源头对疾病进行准确的把握，对传染病的控制尤为重要。

    从过去的手写卡片，到现在的电脑输入；从过去上报信息需要十几天，到现在1个小时上传至网络，这都是非典以后带来的改变。

    邓淯沧说，非典绝不仅仅是促进了政府决策的转变，它更唤醒了老百姓对健康的重视。人们经过非典的考验，对于未知疾病有了一定的心理准备，也会从中吸取教训。例如，目前基层卫生工作中有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健康教育，每个居民都要建立健康档案，这对疾病的防控有重要作用。

    除此，从抗击非典中，人们发现法律也是必要的武器。直到非典到来时，人们才想起还有一部1989年就已经通过的《传染病防治法》。200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对这部法律进行修订，使之更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还有，非典期间出台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虽然出台过程只有20多天，却对各级政府和专业部门对这项工作的职责和流程进行了明确，同时也标志着我国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被进一步纳入法制化轨道。

    4    改善农村生态环境对疾控的意义

    世界卫生组织曾作出这样的预测，未来20年内，还会有30种新发传染病。这意味着还有更多我们未知的传染病，会在未来的某一天暴发。那时，我们该如何应对？

    时任流行病防治所所长的汤伯明，已经从事了29年传染病防控工作。在他看来，传染病的暴发是有地理特点的，洛阳很多地区还很贫困，卫生条件以及生活水平都和南方发达地区有一定差距，因此传染病防控条件也更差。

    汤伯明举了手足口病的例子，为什么这一传染病在农村的发病率明显高于城市？

    很大程度上与人们的卫生习惯有关。卫生条件好的地区，人们可以做到随时洗手，但在经济条件落后的农村，可能就是一盆水好几个人洗，最后感染上手足口病的人肯定也就多。

    “不要以为，只有贫困地区才容易得传染病，经济发达地区也有，只不过病种不一样罢了。”汤伯明说，城市居民大量食用转基因食品，呼吸受污染的空气，得肿瘤与呼吸道系统疾病的概率则比农村要大。

    那么，怎样切断传播途径，消除传染病呢？在汤伯明看来，改善农村的生态环境，改变农民的生活习惯和方式，并建设良好的生活配套设施，让粪便得以无害化处理，让每家每户用上干净的自来水，让人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进而也会提高人们的素质，即使传染病来袭，也能将损失降到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