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于峰（后右一）在小汤山医院与战友合影 （翻拍）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苏轼这首深切怀念亡妻的《江城子》，在一群曾经与死神搏斗的人看来，亦是同样的感受。

    10年前，在到达小汤山时，来自全国各地的1300多名医护人员多数互不相识。

    10年后，他们早已离开小汤山，分布在天南地北。

    将他们联系起来的，是那场名叫“非典”的战役。因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役，他们成为生死战友。

    1    一句“遗言” 要是我走了，给老胡找个好人

    非典十年，我们回访我市曾经被派驻到小汤山的部分医护人员，随着他们的回忆，重新“走回”那没有硝烟的白色战场，同他们一起怀念那段永生难忘的日子。

    和我们一起走进回忆的一位叫于峰，现任150医院物资统供科主任，曾作为主管药师在小汤山医院度过了3个月。另外一位叫秦卫红，现任团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曾作为临床护士奋战在一线。

    于峰说，当时和他、秦卫红一起被派往小汤山的还有护士长曾芳和护士马丹。

    “在全体请愿者中，业务能力过硬的我们似乎是幸运的；可谁心里都清楚，医务人员50%的感染率其实注定了这是一场搏命。”于峰平静地说。

    2003年4月26日，是他们至今难忘的日子。那一天，他们一行数人背起行囊启程了。目的地，北京小汤山医院。

    走之前，于峰把自己从上大学到2003年十几年的日记烧掉了。“如果回不来，这些日记留着也没有意义。”他想。

    不少同事前来送行，于峰煞有介事地留了一句“遗言”：假如我真的回不来，别忘了每年为我送上一枝白菊花。

    和于峰相比，当时年仅21岁的秦卫红胆子似乎更大些。“也许是对非典了解不多，开始没觉得有什么可怕的。”她笑着说，可听到护士长曾芳半开玩笑半当真的一句“遗言”，她的心才突然沉了一下，意识到此行非同一般。

    曾芳和爱人的感情非常好。临行前，她拉着护理部主任的手郑重地说：“如果我回不来了，你一定要给我们老胡找一个好人。”

    老胡，是曾芳的丈夫。

    2    一张胸牌 戴红牌的别过来

    进入小汤山后，于峰被分入药品组，而秦卫红等3人则进入病区。

    秦卫红说，为降低病菌的传染，当时整个小汤山被划分为隔离区、限制区和生活区等不同等级的活动区域。在隔离区活动的人不能随意进出其他区域。

    不同颜色的牌子用以区别不同区域：隔离区工作人员配发的是红色的，限制区是黄色的，生活区则是绿色的。

    “我负责病人的日常护理，跟病人接触最多，自然配发红色的牌子。”秦卫红说，和其他一起工作的医护人员一样，自己每天的活动线路都是固定的，不能越线进入任何区域，进入生活区需要经过多重消毒。

    “我们佩戴的红牌几乎成了‘疑似病毒携带者’的代名词。”她笑着说，有一次，她走出病区，还没来得及摘牌，就碰到一个年轻的武警战士，对方一看见她的红牌，立刻指着她大叫：“戴红牌的别过来！”

    3    一件“猴服” 6小时不上厕所，有人使用尿不湿

    太空服见过吗？非典期间，秦卫红他们扮了整整3个月的“太空人”。

    “那时候虽然形势很严峻，但为了放松心情，我们忙里偷闲调侃自己，为这种特殊的连体隔离服取了个绰号，叫‘猴服’。”她说。

    所谓“猴服”，其实就是一件白色的连体隔离服，因为穿上后全身被裹得严严实实，活脱脱一只大猴子，故得名“猴服”。秦卫红说，穿“猴服”前里面还要穿一层分体式防护服，“猴服”外面还要套一层隔离衣。

    “被三层衣物包裹，最直接的感受就是热，每天下班内衣都能拧出水来。”她回忆说。

    “猴服”属于一次性用品，每次穿过后都要进行集中销毁。每天穿上后，在自己工作的6个小时内通常是不允许脱下的。穿上它，一个最直接的问题就是：无法上厕所。

    秦卫红说，为了确保当班的6小时内不上厕所，大家通常上岗前6小时就不再饮水。为了以防万一，医院还配发了尿不湿，医务人员可根据身体情况使用。

    4    一个“猪嘴”    外形很简单，戴起来并不容易

    除了“猴服”外，秦卫红她们还有一个特殊装备——“猪嘴”，其实就是一个拱起来的外形像猪嘴的活性炭口罩。

    别看外形很简单，实际戴起来并不容易。秦卫红说，在戴“猪嘴”前，要先戴上两个共有16层棉纱的口罩。

    口罩、“猪嘴”，这么多东西“堵”在嘴上，跟患者讲话，几乎都得吼，最主要的是呼吸特别困难。

    “每天下班拆掉口罩走进生活区，感觉就像重生一样，不自觉地会做几个深呼吸。”秦卫红说。

    可能就是因为长时间呼吸困难，结束任务体检时，她和很多战友一样，肺部都出现了阴影。

    5    一双手套    戴多了影响扎针，戴少了危及生命

    身体、脸部都装备齐全了，干活的手怎么办？

    薄薄的医用橡胶手套自然是首选，但医务人员每天要给病人扎针上百次，各种接触难免使手套受损。于是，医院规定，每名护士必须佩戴3层手套。

    “一层确实很薄，但3层套上去，不但厚了很多，而且活动起来不方便，特别影响扎针。”秦卫红说，为了不因为手上感知不灵敏给患者带来痛苦，她们就利用休息时间长时间戴着3层手套找手感，渐渐地，除了两只手被捂得发白外，大家的扎针技术也“更上一层楼”。

    6    一枝玫瑰    希望护士节的礼物唤起患者的信心

    女孩儿都爱漂亮、浪漫，可在小汤山的3个月，对正值青春年华的秦卫红和马丹来说无疑是枯燥的。

    不过，在那段艰苦的岁月里，浪漫也没忘记“光顾”她们。

    秦卫红说，进入小汤山不久就是“5·12”国际护士节，让她们没想到的是，在那个略显恐慌的日子里居然还有人记得这个节日。

    “当天，北京市昌平区妇联给我们每人赠送了一部袖珍收音机、一瓶擦脸油和一枝鲜艳的玫瑰花。”秦卫红笑着说。

    闻着花香，我们几个人不约而同地作了一个决定：玫瑰应该绽放在患者的床头。

    于是她们纷纷将玫瑰花转赠给患者，希望能唤起更多病人战胜病魔的信心。

    7    一个“后遗症”    都不要紧，没什么比生命更重要

    经历完这场战役，于峰等人顺利回到洛阳。于峰重新开始用日记记录他的生活。

    “参加汶川地震抗震救灾活动，一行15人，14人获得了奖励，唯独没有我。”于峰笑着说，这不代表他在抱怨，而是因为，在他看来，经历了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役后，没什么比生命更重要。

    在汶川救灾中，于峰曾有多个因表现优异而获得奖励的机会，但他都选择了拱手让人。

    “只有经历过生死的人才明白，生命意味着什么，荣誉和名利又意味着什么。”于峰笑着说，从非典的“战场”回来后，他似乎留下了一个“后遗症”：变得更加豁达，能看淡一切了。

    采访快结束时，于峰向我们提起一件事：

    2012年春节，于峰给小汤山医院筹建人之一的魏蓉（时任药剂科主任）打电话拜年时，魏蓉跟他说，当年的院领导想召集2003年抗击非典时的1300多名小汤山医护人员聚会。

    “如果能够成行，我一定带着秦卫红、曾芳、马丹3个美女重新回到那个白色战区，和他们一起重温那段曾经与死神搏斗的日子。”于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