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映秀镇卫生院工地上，医生遇到了一些十分焦急的伤病员的家属。这些伤病员的伤情不算十分严重，因此只能享受口服药的待遇。但是，大家对输液已经到了迷信的程度，那些家属围着医生恳求，希望给自己的亲人输液。

    卫生院拥有的物资不多，院长崔彬向抢险救灾指挥部申请一些矿泉水，但这些水在路上就被人抢走了。失血的病人对寒冷非常敏感，卫生院点起了火，但马上就被巡视到此的蒋青林和蒲弘制止了。对不明“地气”的恐慌被日渐放大，初三（1）班的宋洁记得有人喊：“把手机都关了。”有人点起蜡烛也会挨骂。

    在渔子溪的中学营地里，不少伤员都没有熬过这个残酷而又漫长的夜晚。营地里只有一名校医，对伤病员几乎做不了任何有效的处理。女生们参与到照顾伤员中来，但能做的事情十分有限。马瑶便脱下外套盖在伤病员身上，姐姐马馨则陪着伤病员说话。不过，这里还有两名非正式医生：牙科诊所的李云兵和药房的宋明易。

    李云兵看到有些学生的伤口血流不止，却苦于没有任何药品和器械，好在祖传的中医疗伤技术让他想起了一个止血镇痛的药方：用大黄、细辛、冰片、头发灰等搅拌均匀涂抹伤口。别的他不指望，但头发可以找到。他说出了这个想法后，有30多名女生主动站出来，她们剪掉长发，将这些头发烧成灰来止血。这一招很奏效，他受伤的女儿在几天后送出灾区时，伤口一直未感染。

    当晚，两名内出血的学生没能被抢救过来，李云兵和几个同学悄悄地将他们抬到外面。惊慌是更严重的“传染病”，他得隔离病源。

    宋明易“接管”的初三（3）班当晚没有伤员，但他这一晚过得并不轻松——他有药，还懂包扎，他在各个棚子间来回走动，雨水使地面变成了泥浆，他的鞋子沾了厚厚的泥，每走一步都颇费力气。他不用像李云兵那样土法制药，而是用过氧化氢擦伤口，再撒上消炎粉，用绷带包扎好。但他也必须面对药品短缺的问题：绷带用完了，穿白色内衣的人，都将衣服脱下来撕成条当绷带用；消炎粉用完了，就用青霉素粉代替；他还有芬必得，遇到痛苦呻吟的人就给几片。

    后来，他被带到一个什么伤都没有的女生面前，这个女生不停地颤抖，宋明易给她讲解了地震是怎么回事——这是他在像这个女生这么大的时候学到的知识。有些紧张的学生无法小便，他就帮他们解除心理压力，最后他连掐人中的法子都使出来了。

    福堂坝的棚子里也有七八个重伤员。女工小毕被倒塌的房屋压成内伤，大家用木板将她垫起来以防湿水，然后为她盖好棉被，围着她轻声说话。小毕吃不下东西，想呕吐又吐不出来；想小便又顾忌周围的男人，最后还是女同事帮她脱下裤子解决了问题。她体内出血越来越厉害，总说腰疼，同事起初抱着她，后来让她躺下节省体力，她慢慢地睡着了。过了一会儿，棚子里的人去摸了她一下，还有体温；再过一会儿去试鼻息，她已没有呼吸了。雨很大，没人忍心再让她淋雨，就把她和另外一具尸体搁在棚子里。

    尸体的旁边躺着素琼，她全身多处受伤，但没有昏迷。她回忆说：“我知道身旁有两个死人，但我一点儿也不害怕。”晓梅跪在她身边，为了防止妈妈的伤口沾到水，她一直不停地用手在沙砾地上刨挖排水沟，手指冒出的血和雨水混在一起流走了。这是一项艰巨的工作，而她还是很专心致志。棚子里有她父亲的一位老同事，他失去了子女，自己也受了伤，他对这个世界已没什么留恋的了。他喃喃自语，想走出棚子，有人拦住了他，但他不时要冲向河边。晓梅流着泪不断乞求他：“周叔叔不要走！”这个60多岁的老头有气无力地说：“不要拦着我。”

    大雨中余震不断，地面不停地抖动，周边山体不断垮塌，密集地发出哗哗的响声。漫长的黑夜从来没有如此让人憎恶。 （摘自《汶川地震168小时》 张良 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