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年初，日本人佐佐木幸男到香港，香港的宝丽金制作部部长招待他到歌厅听歌。轮到邓丽君出来唱压轴曲时，佐佐木幸男就完全被她的歌声征服了。他怀疑自己是不是酒喝多了，评断不够专业。

    第二天，佐佐木幸男决定再听一次，还找了最前排的位置，特意只点了可口可乐，耐心地听邓丽君唱歌。这次他真正被震慑了。

    第三天，他立即到唱片行买齐邓丽君已出版的唱片回旅馆听，200多首歌，他很用心地听到天亮，越听越爱听，不能释怀。他想：“这样的歌手，非把她请到日本不可。”他没有休完假就提前赶回日本，在宝丽多公司里放邓丽君的唱片给全公司的人听。当时在公司任管理部部长的舟木稔，后来回忆说：“我们听后都毫无异议地同意与邓丽君签约，在我印象中，我们公司第一次没有任何阻力地决定签约一个新人，那也是唯一的一次。”

    佐佐木幸男立即与香港宝丽金联系，没想到香港那边不推荐她，反而希望他们能签旗下另外几位艺人。佐佐木幸男却只想签约邓丽君，因为他在两次观赏演出中，看出了她的气质与教养，他觉得这是她的最大魅力所在。他回忆道：“没有任何一个歌手像她那样让我震撼，她到日本之后的表现，令大家钦佩，我也感到很荣幸。事实上，像她这样的歌手，谁去听了都会想挖她过来，哪个公司与她签约都会成功，我只不过是运气好罢了。”

    佐佐木幸男很相信缘分，他眼里泛着泪光说：“35年了，邓丽君在我心目中的地位从来没有被其他人取代过，也因为发掘邓丽君的成功，以后陆续有不少中国艺人来托我帮忙，我都拒绝了，因为我再也没有找到那样的感觉。”

    邓丽君的这位“知音”，对她早逝的扼腕与疼惜，完全写在他的眼睛里，中年男子不轻弹的泪，就这么一直忍着，他指指自己的心口说：“一想到她已经走了，我这里都疼！”坐在一旁的舟木稔怕大家哭成一团，还特别说了一些邓丽君初在日本发展时闹出的小笑话，只是大家笑中有更多的眼泪。这样的交情，早已超过合作关系，而是一种相知相助的情分啊！

    1973年11月，通过香港宝丽金的郑东汉帮忙，舟木稔带着担任翻译的佐井芳男一起到台湾说服邓丽君签订合约。那时邓丽君有些动心，但邓爸爸不同意。舟木稔没有立即要求她答复，温婉地提议给她几天时间考虑。

    第二次会面，经过6个小时的恳求，邓爸爸终于点头，他起身用非常凝重口气对舟木稔说：“我把女儿交给你，你要好好照顾她。”看着邓爸爸眼中的热泪，舟木稔觉得自己责任重大，在心中告诉自己：“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我会好好照顾她的！”事实上，在以后的20多年中，他一直非常尽心地照顾邓丽君和邓妈妈，即使在邓丽君过世后，舟木稔社长也每年都要到台湾给邓丽君上坟，还带来邓妈妈爱吃的日本米。

    次年2月，邓丽君与妈妈踏上了日本的土地。3月1日，邓丽君推出了第一张日文专辑《是今夜或是明宵》，但市场反应不好，只在全日本畅销歌曲中排第75名。

    公司立即召开会议，讨论是否继续与邓丽君合作的事。舟木稔记得投票的结果是，15个人投反对票，只有4个人投赞成票。佐佐木幸男请大家再给邓丽君一次机会，甚至说“如果这一张再不成功，我就辞职不干”。

    最让舟木稔感动的是，邓丽君一再检讨自己。他也真诚地说：“第一张唱片卖得不好，原因大家心知肚明，这首歌的词曲都不够好，宣传也不够用心，加上她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新人，公司当时根本没有全力去推，其实邓丽君早就知道是选曲和她的型、她的歌路都不对的问题，按理说，她可以据理力争，但她连一句抱怨的话都没有。”

    唱片卖得不好，邓丽君认为是自己努力还不够，发音不够准，歌声辨识度也不够，她反过来安慰制作人。她也没有因此而气馁，反而更认真地改进。她经受了一切新人可能有的遭遇，包容、担当、忍耐，而且能屈能伸，勇于再接受挑战。舟木稔深情地说：“在我担任日本唱片公司负责人的30年里，见过各种各样的歌手，能有如此涵养的，邓丽君是绝无仅有的一个。”

    （摘自《绝响——永远的邓丽君》 姜捷 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