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背景】 近日，我省一媒体报道，我市交警部门规定行人、非机动车闯红灯，考驾照、办理车辆入户都将受限制。洛阳晚报记者调查确认：市交警支队驾管所相关负责人表示，并不了解此事，申领驾照依据的是《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见本报昨日A04版报道）

    出此“重拳”，有无必要，是否合理

    “中国式过马路”的危害尽人皆知。但究竟怎样治才能根除顽疾，令人头疼。

    以往的批评、教育常流于形式，已被证明没多大威慑力；罚款、曝光、“举小红旗站岗”虽有一定效果，却又常会陷入法不责众的困境。

    民众有呼声，现实有需求，怎么办？不难理解交警部门可能有这样的想法：在“四选一”的处罚方式之外，可以把闯红灯与考驾照、办理车辆入户挂钩——看还有人敢带头闯红灯！

    这是挥向“中国式过马路”的一记重拳，也反映出有关部门的决心。然而，问题与质疑随之而来。

    比如，《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洛阳市道路交通安全条例》中都无相关规定，这么做的依据何在？

    比如，就算带头闯了次红灯，公民在正常办驾照时就要面临严格的审核与限制，这合情合理吗？

    另外，用现在的办法整治交通违法行为，是否作用真的不明显？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其中有没有执法不严格的问题，有没有日常管理简单化的问题？在这些问题尚未解决的情况下，倘若再出台上述新规，难免招来“怠政”“懒政”的质疑。

    行政权力越界，常因迎合现实需求

    行政权力总惯于出重拳治乱，未必是好事。

    近年来，面对“高企”的房价，不少地方政府拿出限价、不许发售、提高首付比例等行政手段治理。虽然这些办法已被证明基本无效，但还有人乐意去做。为啥？能获得好口碑：治理百姓关心的问题，我积极作为呀，我手腕硬了呀；更重要的是，行政权力得以增强，而且是一种可进可退的行政权力。

    是的，我们对以“中国式过马路”为代表的道路交通违法行为深恶痛绝，但不可因“痛恨”情绪影响放弃理性思考。

    行政权力应积极作为，但更重要的是应当受到严格约束，否则公民个体权利必将受伤。约束权力作为的根本，是任何公权力的实施都必须得到法律的授权，否则就应被完全禁止。

    但有时，权力被滥用，恰是迎合普通人的生活诉求与现实需要，因而具有更强的迷惑性和危险性。这时，老百姓心里想的更多的可能是“这么办能解决问题”“这样狠治理才管用”，却忘记了权力的作为并无法律授权，忽视了个人权利、自由空间已受到挤压——一旦权力在被容忍甚至鼓励的情况下越了界，迟早要坑到当初为其鼓与呼的人。

    在治理城市这个具体问题上，建立健全诚信体系，增加公民和法人的违法成本，当然是对的。但这么做，是为了培育社会自律能力，而非增加行政部门权力和社会影响力。

    多年来，受“管理论”执法思想的影响，我们的行政执法活动总是重“大家”利益、轻个体利益，且过于强调行政主体权力本位和公民义务本位，将公民视为管理对象，将执法视为行政管理的工具。

    片面强调“管”的功能，带来的结果是，任何一个执法部门都倾向于“制定一部法律、规定一项权力、设立一支队伍”，继而造成执法名目林立、扰民现象严重的恶果。

    社会在进步，这样的老思维，再也要不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