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京筹委会委员长张继经常往返于洛阳与西安之间，图为张继（左）在陕西省民政厅前留影

    在“一·二八”事变的炮火中，国民政府仓皇迁都洛阳，一个月后，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在洛阳西工兵营召开。这次会议上，蒋介石完成了他在国民党内的最高军事集权，一跃升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1【记者笔误】当时的报道误把“西工”写成“西宫”

    1932年1月30日，南京国民政府从日军军舰黑洞洞的炮口下来到暂时平静的洛阳城。半个月后，待各军政部门初步安顿下来，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八次常务会议决定：尽快举行四届二中全会，地点就定在洛阳。

    洛阳没有大型会场，吴佩孚修建的西工兵营东花园礼堂荣幸升级为国家级会议的会场。有趣的是，当时《中央日报》《申报》等媒体在对会议的报道中，均称“西工会场”为“西宫会场”。对此，《洛阳晚报》经典洛阳栏目总策划、文史学者孙钦良先生认为，当时政府虽搬过来了，但报社还在南京，报道会议的应是中央社的特派记者。外地人可能不了解“西工”的由来是洛阳城西、吴佩孚修建兵营的西工地，误以为是古都洛阳的“西宫”，所以留下了“西宫会场”的笔误。

    孙中山先生逝世之后，国民党群龙无首，派系林立，政治斗争颇为复杂。四届二中全会召开日期确定后，李济深、陈公博等亲赴北平，请张学良出席会议，孙科、陈友仁等留沪委员却通过林森致电洛阳中央，称“淞沪战事紧张”，不出席四届二中全会。国民党驻粤、驻沪中央委员更是不时拿“东北失地”“对日妥协”“不接济十九路军”等理由指责蒋、汪二人。

    2【蒋委员长】 西工兵营里，蒋介石完成军事集权

    1932年3月1日，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在西工兵营开幕，汪精卫致开幕词。据说因为到会委员太少，全会直到3月4日才举行第一次正式会议。

    第一次正式会议通过了几个议案，向淞沪将士和战地同胞发了慰劳电文，全会的重点内容主要在后两日的会议上。

    5日，第二次正式会议决议：成立军事委员会，为全国最高军事机关；正式定洛阳为行都，长安为陪都，长安改名西京；通过《国难期间临时党务工作纲要案》《颁行大赦案》《中央委员分赴各地工作规则案》；定于在洛阳召开国难会议……

    6日，国民党中政会决议：任蒋介石为军事委员长，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陈铭枢、李烈钧、陈济棠为委员。8日，国民政府命令发表该内容，18日，蒋介石就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参谋总长。

    虽然大会在成立军事委员会时明确指出，其目的是为“捍御外侮,整理军事”,一旦抗日之战事终了“即撤销之”。但这依然标志着，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辞去国民政府主席后又一次站在台前，掌握了国民党内的最高军权。在此之前，和国民党内的元老们比起来，蒋介石还不够“资深”，军事上和其他军事将领及地方实力派比起来，也并不占有绝对优势。在迈向“党国领袖”的过程中，蒋介石时不时要接受不服的“大佬们”的挑衅。直到“蒋委员长”的称呼确定下来，他才完全掌握了绝对军权，“蒋主军，汪主政”的局面从此确定下来。

    有学者称，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确定，是蒋介石与汪精卫在政治上的“分赃”，这为接下来对日妥协，签订《淞沪停战协定》铺平了路子。

    3【行都洛阳】 国民政府逃亡路上最好的中转站

    接下来，说说“定洛阳为行都，西安为陪都”的事情。

    在中国历史上，行都是临时性的首都，是一种紧急措施；陪都是指在正式首都之外另设的首都，是长远的战略性需要和安排。从这个层面上讲，陪都的地位要高于行都。那为何国民政府不直接搬去西安，而要在洛阳停留？

    孙钦良先生说，洛阳不是国民政府的目的地，西安也不是。按照当时国民党布下的棋局，南京不保迁往洛阳，洛阳不保迁去西安，若西安也受到威胁，从那里去西南方向的重庆就比较方便了。

    当时，陇海铁路尚未修到西安，洛阳是最好的中转站。且行都十月，真正常驻洛阳的只是林森等不负实责的政府官员，手握重拳的蒋、汪等人，则主要在陇海线专列上来来回回。

    确定下行都、陪都后，国民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建设行都和陪都的方案，成立了以张继为委员长的西京筹备委员会和以褚民谊为主任的该会驻京办事处。

    由于多种原因，西安的陪都始终只停留在筹备阶段，并无“陪”实。1943年，西京市恢复西安市旧称，西京筹备委员会到1945年3月被国民政府训令裁撤。倒是洛阳，在完成其紧急使命后得到国民政府眷顾，修建了林森桥、中正桥、西工电厂和西工飞机场等工程设施。

    4【很难兼顾】抗日还是“剿共”国民党高层很纠结

    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上，还有个耐人寻味的议案，是汪精卫在政治报告中所定的《施政方针案》。

    “全国军队应以国防为主目的,以剿匪为副目的,同时并当积极改进,务适于国防之用……”这是《施政方针案》在军事方针上的规定，其中的“剿匪”，是国民党内对剿灭共产党的蔑称。即便到了国破城危、政府逃亡的时刻，“剿共”仍被国民党看做与抗日一般的同等大事。

    此忧患并非汪精卫一人所有。1932年2月14日，军政部派第五军增援上海，何应钦还在给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将领蒋光鼐的电文中说：“抗日剿赤两难兼顾。如彻底抗日，则必与赤匪妥协而移调剿赤之师以应战，如赤匪仍然进剿，则对日再无彻底进攻之余力，两者只能出于一途，万难并进也……”

    由于南京国民政府一直把“剿共”当作实行抗战的前提和基础,用阶级利益赌民族命运，导致了人力物力巨大消耗，最终使其抗战效果大打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