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国难会议的部分人员合影 （图片系记者翻拍）

    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在这个举国欢庆、扬眉吐气的日子即将到来之际，你是否知道：“一·二八”事变之后，在日寇步步紧逼，中华民族面临空前的生存危机时，当时的仁人志士是如何奋不顾身、共赴国难的？

    1932年，国民政府在洛阳举行了“御侮自强”的国难会议。国难会议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来，第一次由政府出面召集民间人士共商国是的会议，颇似“政治协商”。因会议开在民族危亡关头，政府团结各界名流，基本确立了“一·二八”事变到西安事变期间的“治国方略”，对之后的长期抗战来说可谓意义深远。

    1 一纸国民政府令，几多时人救国心

    “国民政府令：民国肇造廿有一年，变乱频仍……内忧甫息，外患方长。兹定于二月一日在首都（指南京）举行国难会议，广集忧时之士、经世之才，各本救国之诚，共谋自卫之道，一心一德，济此艰危。”

    1932年1月28日，淞沪抗战爆发，国民政府一纸公告在社会各界引发关注热潮。“一·二八”事变让民族危机日益加重，公告中“救国”“自卫”“国难”等字眼刺激着国人的神经。

    国难会议首位倡导者是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蔡元培。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全国抗日呼声高涨，一些民主人士开始批评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和不抵抗政策，要求改组政府，领导抗战。

    1931年11月22日，蔡元培在中国国民党第四届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组织“国难会议，以期集思广益，共济时艰”。

    中国国民党第四届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蔡元培的这个提案，当局决定召集英贤，共商国是。国难会议的职责被定为“决定国难期内外交、财政、军事及有关国难一切临时设施方针”。国难会议的议决案“由中政会直接交付国民政府执行”，这赋予了国难会议较大的权力。

    2 民主人士“拍桌子”，政府三次改通告

    然而，自蔡元培提出组织国难会议，到1932年4月7日会议正式在洛阳西工兵营礼堂召开，中间历时近半年。在此期间，国民政府三次发文，更改会议时间及地点。

    国难会议为何屡经波折？近半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

    “国难会议是政府召集的，我们是主人，诸位是客人。诸位如果不满意政府的办法，去革命好了！”

    “革命不是哪个人、哪个党派的专利品，如果逼得人民无路可走，自然有人会去革命……中山先生的遗教‘天下为公’，汪先生的话未免变为‘天下为私’了！”

    这场言辞激烈的对话，发生在国难会议召开前几日。在对话双方中，前者是炙手可热的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汪精卫，后者是国难会议的代表之一、民主人士王造时。双方之所以起冲突，是因为王造时等民主人士要求借国难会议之机改组政府，遭到了当局的反对。

    国难会议原定于1932年2月1日在南京举行，但为了不让会场变成“辩论场”，会议一再延期。

    2月5日，国民政府发文称，由于会员来自各地，考虑到大家不能如期聚齐，会议改到2月11日举行。

    到了3月10日，国民政府令又称，由于前一段时间忙着迁都洛阳，没时间筹备，会议改到4月1日在洛阳召开。

    没过几天，情况又有变化了，这次索性连理由也没说，只有一句：“国难会议着改于四月七日举行。此令。”

    3 不满国民政府做法，300余名会员拒绝参会

    面临争议，国民政府是想了什么高明法子，让会场没有吵起来呢？答案很简单：由国民政府聘任国难会议会员。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国民党大事记》一书中记载，1932年4月4日，汪精卫在上海发表谈话，申明“国难会议会员须由政府聘任之”，提出“会议讨论的国家大事应仅限于‘御侮、剿匪、救灾’三项内容”。

    按照国民政府的“聘任要求”，国难会议最终确认了500余名会员，其中有国民党元老柳亚子、诸辅成，北伐对象吴佩孚、孙传芳，学者陈寅恪、马寅初，财团大佬王晓籁、黄金荣等，还有蒙、藏等地区的代表。

    然而在7日会议开幕当天，500余名会员仅出席144名，多数会员因为不满国民党对会议的控制而没有与会。

    1932年4月7日下午，国难会议预备会议上形成如下决议：“凡关于国防外交之议案或报告，须经主席团核准，始得对外发表。”“决定用本会议（即国难会议预备会议——记者注）名义致电慰劳前方将士。”

    4 汪精卫口称“兄弟”推责任，众议案御侮自强意深远

    在国难会议开幕式上，汪精卫以“兄弟”自称，解释了会议一再延期的原因，强调了抗日御侮、振兴民族的意识，然而话锋一转，又回到会议议题的限制上：

    “兄弟今日除了致敬于诸君以外，还有两点意思想说明：第一点是责任的问题。此次国难的发生，是否由国民党所做出来的呢？以中国之情状和世界的大势来看，中国因求自由平等之故，国难是必然会发生的。第二点是权限的问题。中央党部决议在国难会议里讨论御侮、救灾、绥靖各事宜，是在这范围以内的问题行政院负责答复，在范围以外的问题，非行政院权限所能负责答复了。”

    从4月7日到4月12日，国难会议共开了6天。在此期间，诸辅成、胡适等人虽依旧提出实行民主、开放政权，但遭到了蒋廷黻(fú）等人的反驳。最终，国民党人张继出来打圆场，称“国民应一致帮助本党完成革命使命，同时督促政府，切实施行地方自治，以树宪政基础”。

    虽然全民对民主政治的呼吁遭到了否定，但国难会议上通过的决议政策对当时的军政、外交、抗战等起到了积极意义。

    会议先后通过了11条军制改革的议案，包括整治军纪、航空救国、应付国难计划，建立飞机制造工厂等内容；通过了《移民垦殖案》，提出向东北、西北包含绥远、河套、青海、西康等地移民垦殖，以巩固国防；“对外御侮”方面，决议“凡侵害国家政治独立及领土与行政完整之敌人，政府应用武力与外交抵抗到底，有违上述宗旨之条约，概不得签订”；对内政策上，要求“全国人民，不分党派阶级概应尽最大力量，赞助政府，共同御侮”。

    总体来说，国难会议确立了“一·二八”事变到西安事变期间的“治国方略”，对中华民族的长期抗战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