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背景】 8月26日，微博实名认证为“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医生”的章蓉娅积极配合国家卫生计生委“党的群众路线实践教育活动”，在微博上向国家卫生计生委提出了一条“实名建议”：取消卫干门诊和高干保健。（8月27日《21世纪经济报道》）

    章蓉娅医生的建议，赢得无数附议之声——不过是蕴蓄已久的汹涌民意，终于找到了一个表达诉求的出口。这几年，不少地方豪华的干部病房相继被曝光。今年６月，一则“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投资3.5亿元建‘干部病房楼’，拿纳税人的钱用于特定群体”的帖子在互联网上迅速传播。尽管有误会的成分，但随后，新华社在调查领导干部职务消费时发现，一位退休省级干部住一次院花费高达300万元。事实再次印证了山西某三甲医院副院长的话：“公费医疗造成的浪费不亚于餐桌上的浪费。”

    在国家财政对医疗卫生投入捉襟见肘的时候，更要呼唤配置公平。有两组数字，看起来让人担心：一是据监察部、人事部披露，全国党政部门有200万名各级干部长期请病假，其中有40万名干部长期占据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一年开支约为500亿元。二是2006年，原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曾披露，政府医疗投入的80%为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了。此后，官方很少再披露此类数据。

    这还是2005年之前的情况。更糟糕的是，2006年后，医卫主管部门的统计年鉴里再也没有了“公费医疗”这个细项，公职人员医疗花费悄悄隐身在“政府其他行政事业费用”里，具体数字，再无从知晓。公共监督能看到的，就是“干部病房”的奢侈与豪华，是特权医护的骄矜与高调。

    一方面，是公共医卫资源的嗷嗷待哺，这段时间，官方暗访看病难时发现：在广东挂号一小时二十分钟，医生问诊三分钟；北京的结果是排队一小时，没有挂上号；海南的结果是候诊超过两小时，问诊不足五分钟……另一方面，却是卫干门诊和高干保健近乎腐败式的发展。这加深了医疗公平上明晃晃的断裂。

    新医改到了深水区，“医疗职务消费”显然是最大的硬骨头之一。如果再不动手，医改投入的普惠效率不仅大打折扣，权力自律在医改上的诚意也会多有悬疑。只是，利益攸关者什么时候才会来操刀规范“医疗职务消费”的制度设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