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南京《中央日报》关于国难会议闭幕的报道 （记者翻拍）

    核心提示

    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68年前的这天，中华民族告别国难，迎来新生。1932年4月在洛阳举行的国难会议，围绕“救灾、绥靖、御侮”三项方针，对抗战时期中国的军事、政治、民生、外交等方面制订了详细的“国难计划”，会议成果和施行的政策对战时的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

    1 七旬革命元老，揭露日本野心

    1932年4月12日，洛阳西工兵营礼堂。144名军政要员、各界贤达已连续6天在这里商讨如何应对国难，举国上下密切关注着会议中的风吹草动。

    4月21日，国难会议秘书处发布了《国难会议秘书处公函》：“会议准会员提出关于军制改革案11件，军政部何部长（何应钦——记者注）所提飞机制造工厂实施计划案1件。”

    在会议批准的11件军制改革案中，较引人注目的是由辛亥革命元老、国难会议预备会议临时主席戴任等18人联名提交的《应付国难计划案》。该案对中日“作战时”和“媾和后”两种情况提出两种预备计划，建议“政府视和议成否采用甲、乙两种计划，分期实施，以纾国难”。

    参加国难会议时，戴任已经70岁，是与会会员中年龄最大的。这位古稀老人年轻时曾留学日本，在辛亥革命中任宁波、温州统领，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再度流亡日本，对日本侵华的动机和其“大陆政策”了然于心。

    《应付国难计划案》指出：“日本并吞中国，由台湾而朝鲜，而满蒙，再进而侵入沿海及腹地，为明治以来传统的大陆政策，历数十年而未尝稍变者也。”

    议案分析了日本以工业立国，却缺乏工业上重要原料——煤、铁等，加上日本的人口数量每年增加百万，无法移民欧美，就将满蒙视为其殖民地势力圈，视中国为独占市场，以“畅销商品，吸取原料，荣养国力……”

    如此种种，“然犹未足”。日本侵华之时，“世界各国经济正在恐慌，苏俄五年计划未抵成功，中国内乱、水灾、民穷财尽之际，（日本）不顾破坏国际盟约，一举而占满洲，再举而扰我沿江海，其目的在实现传统的政策”。

    由此，戴任等18位会员提出，对日问题决非短期间所能解决，战时应长期抵抗，谈和亦不能掉以轻心。即使中日和平谈判得有结果（首沪案，次满案及其他），不过相安一时而已。为打消希冀靠谈判来解决争端的幻想，戴任在会场上下了论断：

    “我料日本必不能牺牲此传统的政策就此罢手，不出五年或十年，势必卷土重来，中国再为日本枪、炮、坦克、飞机、军舰所蹂躏，变成残酷黯惨的大修罗场。”

    戴任的判断是准确的——就在国难会议结束5年后，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全面侵华开始。

    2 “国难计划”出台，希冀标本兼治

    “国难计划”的提出，基本使与会人员达成了这样的共识：即便上海和东北的问题能够谈和，中国“仍不得不谓之国难期间，无论时局前途为战为和，我同胞必须抵抗到底”。

    基于这个认识，“国难计划”分为“治标”“治本”两种情况：（甲）作战时，长期抵抗之国难计划是治标的，应视日本为死敌；（乙）媾和后，长期抵抗之国难计划是治本的，应长期以日本为假想敌。

    由此，甲计划认为当务之急是“整理军队，加紧其训练及宣传；尽可能范围严饬各兵工厂赶制械弹以资补充，并设法购置必要的新兵器”。

    乙计划建议“确立国防大计，划定军区；尽量筹备军费；逐渐扩张海军”等。

    在《应付国难计划案》的带动下，144位与会会员热情高涨，以“御侮自强”为主题的议案一件接一件被提出，甚至一位会员同时提出几件议案。

    会员李星辉等提出的《提议打破封建军队，树立民族武力，以固国防案》，指出当时中国常备军队人数虽已达到二百余万，但所谓“国军”并不统一，其封建性质根深蒂固，“如曰某派某系军队或某人军队，社会上竟昌言不讳”。会员们建议，实行长期抗战必须打破封建军队体制，将所有军队实行国有，集中力量抗日，“再不许为任何私人军队”。

    会员刘成灿等在《限期充实军备编练民团一致御侮案》中提议，“（国民党）党员45岁以下暨中学以上学生，一律受军事训练”，颇有几分“全民皆兵”的意味。

    对于“一·二八”事变中殉难的国军将士，会员李实等提议“应规定恤典，特为表扬，并优加抚恤，使全国将士知所矜尚”。知名学者马寅初也作为“连署者”出现在《航空救国案》中，可见当时学人对国难会议的期许。

    此外，会员们建议国民政府应“审察世界大势，运用外交手腕，使国际地位不致孤立”。国难会议结束5天后，蒋介石、汪精卫、罗文干、陈铭枢、何应钦等人就聚首南京汤山，商议国联调查团赴东北等问题。

    3 5次大会讨论，形成8项决议

    6天的讨论提议，经过汇集后交由御侮审查委员会审查，最终合并整理成一份“审查报告”。这份“审查报告”在国难会议第五次大会上最终形成了以下8项军事决议：

    一、划分省防军与国防军。就全国现有军队挑选精锐编为适额之国防军，其余斟酌地方需要留编为省防军。

    二、国防军应一律调驻国防要隘，不得留驻非国防地域。

    三、将不专兵，各军将领应定期更调或随时更调。

    四、军需独立。

    五、禁止军人私行管理兵工厂及私购军用品。

    六、扩充军备应以国防为目标，特别注重充实海防及空军实力。

    七、逐渐施行征兵制度，实施学校军事教育。

    八、军事工作人员不得兼任政治工作及其他职务。

    1932年5月5日，《中日上海停战及日方撤军协定》在上海签订，首都南京的威胁稍除，但国难的威胁尚在，8项决议开始逐步落实。如1932年9月1日，中央航空学校在杭州笕桥成立。同年秋，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洛阳分校开始筹建等。

    在讨论“御侮、剿匪、救灾”三项内容的同时，国难会议还突破了当局对会议议题的限制，通过了要求国民党结束训政、实施宪政，成立民意机关，保障人民各种政治自由等决议。有专家认为，这反映了在民族危机空前加重的情况下，民族资产阶级政治态度发生了较深刻的变化，开始思考除抗日救亡外，如何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