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背景】 从去年10月起，郑州一个引发争议的任务指标被层层下发到卫生服务中心。相关医务人员被要求筛查本辖区的重性精神疾病患者，其人数不得低于辖区人口总数的2‰，这意味着至少要在1000个人中找到2个重性精神疾病患者。若完不成任务，会面临扣分与督导。（10月9日《南方都市报》）

    有了2‰的硬性规定，“寻找精神病”就成了一件并不幽默的正经工作。应该说，筛查本身是件好事，只是，实事求是的筛查非要目标先行，难免弄成一场闹剧。

    当然，这个任务指标并非地方部门无中生有：原卫生部2012年印发《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疗工作考核评估方案》，提出“请结合本地区实际”执行，但考核标准中还是明确：按2012年~2015年患者检出率分别达2.5‰、3‰、3.5‰、4‰的要求，每少0.5‰，东、中、西部省份分别扣4分、3分、2分。两相比对，郑州的落地指标已够“柔和”。

    参照先前的普查结果拟定大概目标，也不算多荒唐。问题是：一者，患者数量多寡是个客观数据，且呈动态变化。没筛查就弄出目标来考核确实不妥。二者，用地方卫生部门的话说，“事实上，我们规定需要查出的精神病人数比上面规定的要少”。换言之，地方部门对考核数字要么不以为然，要么有苦难言，只是，这么多年来，地方部门何以在程序上对此考核方案“毫无异议”？三者，当目标被层层分解后，社区医务工作者怨声载道，只是，不满为何找不到反馈的出口？

    公共决策者不是神仙，试错或者犯错都不稀奇。耐人寻味的是，在这种荒诞的摊派指标中，见不到任何民主决策与科学决策的痕迹，自上而下均一团和气地遵从，明知任务是皇帝的新衣，仍要人格分裂地边遵从，边腹诽。

    同时，制度设计的纠错能力几乎为零，明知有待商榷，却不闻不问，不言不语，放任错误决策伤害公共利益。在这个诡异的链条上，不见反思、不见互动、不见监督，见到的是都把红头文件当笑话的态度。

    我们常问荒唐目标是谁定的，怎么定的，却很少问另一个问题，这些离奇的摊派指标又是怎样被执行下去的。如果决策与执行、决策与监督“合穿一条裤子”，行政绩效如何找到公共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好在改革的秋风清冽扑面，“寻找精神病”的故事告诉我们：简政放权很重要，激活行政链条上“和而不同”的功能，同样不容小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