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河书斋所藏《汉书》

    我国古代典籍浩如烟海，其中不少与洛阳相关：或由洛阳人所著，或所述的为洛阳事，或成书于洛阳……在那些发黄的纸张背后，闪耀的都是智慧的光芒。在本系列中，我们选取部分古籍，看看它们当年的模样。

    物盛而衰，固其变也。

    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

    顺于民心，所补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赋少，三曰劝农功。

    汉兴之初，虽有约法三章，网漏吞舟之鱼。然其大辟，尚有夷三族之令。

    ——《汉书》

    子承父业著《汉书》

    “史之良，首推迁、固。”在史学家的心目中，班固的《汉书》和司马迁的《史记》地位同等重要。事实上，两者存在一定的联系，它们的“联系人”就是班彪——班固的父亲。

    班彪出生在西汉末年，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人。他出身望族，家多藏书，是著名学者。当时有不少人续写《史记》，他也“继采前史遗事，旁贯异闻，作《史记后传》65篇”，这就是《汉书》的雏形。

    可惜，书未著完，52岁的班彪便病故了。当时是公元54年，他的长子班固23岁，还在洛阳太学读书。

    班固自幼聪慧，“能属文诵诗赋”，长大后博览群书，是一名不折不扣的才子。父亲去世后他便离开洛阳，回到扶风老家居忧。在此期间，他看到班彪“所续前史未详”，便立志子承父业，在《史记后传》的基础上撰写《汉书》，没想到，差点儿为他招来一场大祸。

    原来，公元62年，有人向朝廷告发班固“私改作国史”。汉明帝一生气，班固便被关进了大狱，书稿也被查收。好在他的弟弟班超赶到京师洛阳，向汉明帝讲了父兄著史的本意。汉明帝看了书稿，发现班固是被冤枉的，就任命他为兰台令史，后又提拔他为校书郎，让他校订朝廷藏书，同时继续在洛阳修史。

    应该说，朝廷待班固还是不错的，只是他满腹才华，只能当个小小的郎官，心里难免不平衡。公元89年，58岁的班固投靠了窦氏家族，他随窦宪北征匈奴，在燕然山（今蒙古境内的杭爱山）为其撰《封燕然山铭》，刻石记功，回来后又进入窦宪幕府。

    跟窦宪走得太近，并未给班固带来多少好处。公元92年，功高震主的窦宪被迫自杀，班固也被洛阳令种兢落井下石，害死在狱中，时年61岁。而此时，《汉书》还未完成，汉和帝便命其妹班昭续写。班昭参考洛阳东观藏书阁所存资料，在同郡人马续的协助下，完成了剩余“表”“志”的撰写。

    开创断代史体例

    《汉书》一出，“当事甚重其书，学者莫不讽诵”。人们发现，它虽在体例上参考了《史记》，却有许多创新。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从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到西汉武帝太初年间，记述了数千年的历史。而《汉书》又称《前汉书》，记述的历史上起西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下至新朝的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前后共230年。它以朝代为断限，是中国第一部断代史书，包括纪12篇、表8篇、志10篇、传70篇。后来历代史官修正史，无不参照《汉书》。

    从内容上看，《汉书》采用了大量的诏令、奏议、诗赋等，对许多原始史料都原文录入，因此极具史料价值。比如《贾谊传》中的《治安策》、《公孙弘传》中的《贤良策》等，都是《史记》所未收录的。

    另外，《汉书》新增了《刑法志》《五行志》《艺文志》等，许多条目的内容贯通古今，并不局限于西汉一朝。比如《刑法志》，第一次系统叙述了法律制度的沿革，还有一些具体的律令规定；比如《艺文志》，考证了各种学术派别的源流，记录了存世的书籍，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图书目录。而正史中专列《地理志》，也是从《汉书》开始的。

    在班固生活的时代，汉朝版图辽阔、国力强盛，陆海交通发达，原有的地理著作早已无法满足需求。于是，《汉书》专门列出《地理志》，以疆域政区为框架，记录各种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现象，包括行政区划、历史沿革、风土人情等，为后世保留了丰富的地理资料。后来，历代正史中的《地理志》及全国地理总志，都在很大程度上对其进行了仿效。

    难得“文赡而事详”

    毫无疑问，《汉书》的价值和地位，非后世一般史书可比；班固的文学才华，也非后世一般史官所能及。即便这样，后人对他的评价也褒贬不一。

    褒的就不用说了。班固与司马相如、扬雄及张衡并称“汉代四大赋家”，他在《汉书》中也多用工整的排偶句式，遣词造句十分典雅。然而，宋人郑樵在《通志》里批评他，说“班固浮华之士，全无学术，专事剽窃”。班固学识渊博，再怎么也不可能“全无学术”吧？这话显然太绝对了。

    写《后汉书》的范晔，对班固的评价就中肯多了。他说：“（司马）迁文直而事核，（班）固文赡而事详。”他又说：“固之序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也就是说，班固叙事理性，行文有条理，能交代清楚一件事的本末始终。但是，他又说：“其论议常排死节，否正直，不叙杀身成仁之为美，轻仁义，贱守节。”意思是说，班固在看待义利生死上境界不高。

    确实，在《史记》中，司马迁写的平原君、聂政、荆轲等，都是轻生重义之士，加上“太史公曰”那直抒胸臆的点评，读来总能令人热血沸腾。而《汉书》呢？不知是因为班固太理性，还是因为他“迷于世事”，往往“有其事无其人”。好在他做到了“文赡而事详”，这已极其难得。

    “在《汉书》的各版本中，最早的是刻于北宋太宗淳化五年（公元994年）的淳化本，今已不存。”洛阳古籍收藏家、白河书斋主人晁会元说，淳化本后，北宋又有景佑本、宋祁手抄本、熙宁本、宣和本。其中景佑本为现存最早刻本，藏于台湾故宫博物院，经流传已不完整。南宋时有庆元刻本100卷，是以宋祁本为基础，参考熙宁本等刻成的，今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明国子监本、清武英殿本均承袭此本。

    “白河书斋藏有明代《汉书评林》，还有清同治八年金陵书局仿汲古阁刻本《汉书》，这两套书都来自陕西韩城司马迁故里。”晁先生说，当时自己有一套明末程正撰刻本《史记》，韩城的书友很想拿《汉书》交换，他想，《汉书》历时近半个世纪才完成，与洛阳有着不解之缘，就同意了。

    “这样，《史记》回到韩城，《汉书》回到洛阳，大家都高兴。”晁先生笑着说。

    （图由晁会元先生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