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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河书斋所藏《孝经本义》
(晁会元先生提供) | |
我国古代典籍浩如烟海,其中不少与洛阳相关:或由洛阳人所著,或所述为洛阳事,或成书于洛阳……在那些发黄的纸张背后,闪耀的都是智慧的光芒。在本系列中,我们选取部分古籍,看看它们当年的模样。
《说文》:孝,善事父母者。
孔子本欲以孝治天下,一生精神蕴结,全在于此。
孝之道,本天地之性,传帝王之心,通贵贱之分,因爱敬之良,垂万世之法,为人君父者不可不知,为人臣子者不可不知。
——《孝经本义》
明末大儒吕维祺
公元1641年正月,李自成率军攻陷洛阳,为大明王朝敲响了丧钟。守在城中的前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不辱大节,在周公庙引颈受死。人人皆赞其忠义,殊不知他还是一位理学大儒,一生对《孝经》“潜玩躬行”,有《孝经本义》等著作传世。
吕维祺是新安人,字介孺,号豫石,生于公元1587年。因曾在洛阳建明德堂,他又被世人称为明德先生。其父吕孔学是洛阳名儒,事母极孝,人称“仁孝公”。天资聪颖的吕维祺自幼习理学,27岁考中进士,授山东兖州府推官,又擢升吏部主事,后因得罪大宦官魏忠贤而辞官还乡。
公元1628年,崇祯皇帝即位,魏忠贤倒台。在家乡讲学的吕维祺被复官,历任翰林院提督等职。他勤政爱民,47岁时升任南京兵部尚书,却因“剿寇”不力,再次归居洛阳。为传播理学,他设伊洛会,广招门徒,“及门二百余人”。讲学之余,他还著书立说,《孝经本义》就完成于这一时期。
然而,平静的日子没有持续多久。公元1639年,由于朝廷昏庸,连年灾荒,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大明王朝已摇摇欲坠。吕维祺坐不住了,到福王府力劝福王朱常洵散财饷士,以济时荒。可是,这个福王只知享乐,并不听劝。吕维祺便自己倾尽家财,开设粥铺,赈济洛阳饥民。
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正月,李自成率农民军围困洛阳。守城明军缺衣少食,福王屯粮数万石,却不肯犒军,以致李自成的军队攻城时,明军哗变,献城投降。大明王朝从此走上末路。
当日城破之时,吕维祺曾劝福王自杀,以免受辱,可福王没有这个勇气。李自成下令将这个养尊处优的王爷处死,并将其肉与鹿肉掺在一起下酒,称“福禄酒”。吕维祺本有机会保全性命,但他放弃了,在周公庙内引颈受死,时年55岁,被谥忠节。
孟津的王铎与吕维祺是好友,也是儿女亲家。听到这个消息,他长歌当哭,悲愤地写下了“风黯城崩旧洛原,怜君誓死不徒存”等诗句,悼念这位至交的忠孝节义。
一生所学重《孝经》
吕维祺的名气很大。他殉难后,人们敬仰这位“忠节公”,对他的另一重身份——理学大儒却有些忽视。
我们知道,明代理学与宋代理学一起,合称宋明理学。北宋二程开创的“伊洛之学”,是宋明理学的基石。吕维祺退居洛阳期间,曾设伊洛会,敬祀“伊洛七贤”,即北宋的程颢、程颐、司马光、邵雍及明代的曹端、尤时熙、孟化鲤。
对北宋“伊洛四贤”,人们都比较熟悉。那么,明代“伊洛三贤”又如何呢?
先说曹端。他是明初渑池人,其学继承了宋代理学,又形成了独特的思想体系,“以躬行实践为务,而以存养性理为大端”,被《明史·儒林传》推为“明初理学之冠”。
再说尤时熙。他是洛阳人,嘉靖元年(公元1522年)中举,后在洛阳讲学30余年,师承阳明心学,兼融传统理学,提出了“知行合一”。
尤时熙卒,其门生中“孟化鲤最著”。孟化鲤是新安名儒,其学讲求“修身正心”,吕维祺就是他的高足,也是曹端一派传人。
而吕维祺一生所学,以《孝经》为宗。他曾说“一生精神,结聚在《孝经》,二十年潜玩躬行,未尝少怠”。这是一部儒家经典,相传因曾子问孝于孔子而作。书中称孝是诸德之本,“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国君可以用孝治理国家,臣民能够用孝立身理家。此书对古代读书人影响很大,唐玄宗李隆基曾亲自为其作注。
也许你还记得,吕孔学是洛阳名儒,有“仁孝公”的美称。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下,吕维祺对孝的理解更为深刻。他在为《孝经》作注的《孝经本义》中,称“孔子本欲以孝治天下,一生精神蕴结,全在于此”,并认为“孝之道,本天地之性,传帝王之心,通贵贱之分,因爱敬之良,垂万世之法,为人君父者不可不知,为人臣子者不可不知”,可谓孔子的“知音”。
新安吕氏世家传
“吕维祺一生著述很多,除《孝经本义》外,还有《孝经大全》《孝经翼》《节孝义忠集》等传世。我收藏的《孝经本义》刻于清康熙年间,是吕维祺之子吕兆琳刻本。”洛阳古籍收藏家、白河书斋主人晁会元说。
据晁先生考证,吕兆琳刻本《孝经本义》的书版木质极好、刻字精良,一直保存于新安吕氏家庙,清代末年还有重印,可惜民国战乱时被毁。“王铎敬重吕维祺,将长女嫁给了其子吕兆琳。吕兆琳是清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进士,历任监察御史等职。”
当年李自成攻克洛阳后,吕维祺殉难,其家人也遭株连。直到清康熙年间推行“满汉一家”政策,吕氏后人才又入朝为官。有人统计过,从明末吕维祺算起,新安吕氏到乾隆时期共历5代,有15人成为著名学者、诗人,至少有8人中进士。要知道,在明清两代,新安全部进士人数也不过25人,吕家就占了近1/3,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以吕兆琳为例,他的两个儿子吕履恒、吕谦恒都是进士。其中吕履恒是康熙三十三年(公元1694年)进士,著名诗人、剧作家、方志学家;吕谦恒在故里青要山苦读40年,于康熙四十八年(公元1709年)中进士,是著名文学家。
吕履恒有三子,长子吕宪曾工诗,次子吕宣曾是著名学者,三子吕守曾是进士。吕宪曾有二子,即吕公迁、吕公泽。二人皆为诗人,不入仕。吕宣曾有二子,即吕公路、吕公滋,二人也都是著名诗人。吕守曾之子吕公溥主持荆山书院多年,著有《寸田诗草》,袁枚为之作序,称其为“诗中雄伯”。
吕谦恒的儿子吕耀曾在康熙后期中进士,是著名诗人。吕耀曾之子吕肃高曾主持修《长沙府志》,也有诗集传世。
“可以说,在整个清代,新安吕氏是洛阳文化的引领者,留下了许多著作。多年来我尽力收集,收藏颇丰。其中许多版本流传极少,是研究洛阳地方文化的珍贵史料。”晁先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