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谋们是从小就开始培养的，他们从小就被送到军校，然后一直读到相当于大学的士官学校。在这些学校里，所有的教育都是围绕如何作战展开的，而作战的核心只有两个字——进攻。

    举个例子：在学生考试的时候，老师冷不丁抛出一个问题：“前方发现敌军怎么办？”如果你下意识地问一句：“有多少人？”那么你就完了。标准答案是：进攻，包抄消灭敌人！如果老师再来一句“敌众我寡，有利防守”。你要是真的来一句“防守”也完蛋了，标准答案是：想办法包抄进攻！

    而学校里唯一的思想政治教育，就是我们在电视里听过多次的那句话：“为天皇陛下尽忠！”

    从这里可以看出，这些学校里培养出来的参谋，就是一群狂热的好战分子。长期封闭的军校生活使他们跟社会脱节，这些人既不懂政治，也不懂社会，只知道听命令。而他们上了战场最喜欢做的只有一件事——进攻。他们相信只有首先把自己置之死地，才能绝处逢生。

    参谋本部管理的是陆军的参谋，后来新兴的兵种海军出现了，于是属于海军的参谋本部也设立了，它换了一个名称，叫海军军令部，同样海军军令部的头儿也是睦仁。

    这时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一旦开战，如何从组织上保证陆军和海军相互配合？如果是陆军只打陆军的，海军只打海军的那就乱了。于是，日军又设置了一个完全为战争服务的机构——战时大本营。

    战时大本营这个机构平时并不存在，只有到了决定发起战争前夕才会成立，也就是说战时大本营的成立就标志着日本马上要开战。跟参谋本部一样，战时大本营也是独立于政府之外的，总头仍然是睦仁，而其他组成人员都是陆海两军的高级参谋和指挥官，政府里的文职人员不得参加战时大本营，即使内阁总理也不行。

    天皇的权力不受限制，他是陆海两军的总头头，其手下有一群狂热的好战分子。现在大家可以理解一个名词了，那就是军国主义。

    通过上面的叙述，我们已经知道明治时期的日本是一个处于新旧之间的国家，也是一个奇怪的国家。它既学习了西方的近代政治体制，又保留了一个真正的皇帝；虽然成功倒幕，但整个国家又留下了军人可以干政的幕府遗风。这样的体制和阴魂不散的“大陆政策”结合起来，对于大清国来说，日本是一个危险的国家。

    危险并不是后来才有的，在很早的时候，在清除武士、政治体制改革、经济发展这些准备工作都还没有做好的时候，睦仁就已经开始了一场掏家底的豪赌。早在1874年，在废藩置县取得成功的同时，睦仁就开始了他登基后的第一次对外用兵，即对台湾用兵。

    睦仁御桌的上面，摆放着一摞厚厚的文件，这是《台湾番地征战要略》，也就是日本要武装侵占台湾的指导方案。当时睦仁手下的大臣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应该先去打朝鲜（征韩论），而另一种认为先不着急攻下朝鲜，为了实现“大陆政策”，可以先从大清国的离岛台湾入手，打开缺口。睦仁支持了先攻占台湾的意见，他告诉大臣：必须先夺取台湾，以便永固皇国的南门！

    夺取台湾并不容易，因为向台湾出兵意味着跟大清国开战，总要找个借口才行。这个借口就是在1871年台湾和琉球国之间的一次渔民冲突。

    琉球国是一个群岛国家，有大小36个岛散布在台湾东北的茫茫大海上，明朝时，它曾是大明帝国的藩属国，然后成为大清的藩属国。为了方便向大清国朝贡，琉球国在福州设置办事机构——琉球馆，每两年进贡一次，而它也受到大清国的册封和保护。但是，和朝鲜的情况一样，日本在琉球也扶植了自己的势力。

    可见，渔民冲突和日本无关，它是大清国和琉球国之间的事情，而且当时也已经得到了处理。明治政府在当时并不知道此事，在渔民冲突一年后才偶然从大清国的外交文件中得知，于是日本人知道他们可以打歪主意了：打着为琉球渔民“出头”的旗号，武装侵犯台湾！

    （摘自《大清灭亡启示录（1894—1911）》 作者 黄治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