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跟喜

    王广庆（1889-1974），字宏先，号我居，洛阳新安磁涧掌礼沟人。其父名公式（fù），字子亮，积学能文，曾“设帐授经，成就甚众”。广庆“歧嶷，好读书”，少有大志，卓荦不群。早年追随张钫先生参加辛亥陕西起义，驻军陕南，又为四川开县县长，后由张钫资助，留日学习法政。1917年，孙中山发动护法运动，广庆归国，任张钫先生主持之讨逆军秘书长，后一直追随张钫左右，曾任开封县县长，河南大学校长等职。1974年2月病逝于台北，享年85岁。

    时人有不知王广庆者，不知其家学渊源，不知其为缔造共和献身之精神，不知其珍爱河洛出土金石之情怀，不知其精研小学之成就，不知其训诂河洛方言之著作，不知其竭诚河大校长之经历，不知其书法文字之纯美。尤其先生对北邙出土墓志搜集之见识与贡献，功不可灭。

    笔者早年求学西安，往访王广庆之侄励健先生，先生曾将家藏《洛阳近年石刻出土时地记》第一次缮录本手稿赠我珍藏。读王广庆所作序言，始知北邙出土墓志收集之原委。其序曰：“民国九年（1920年），余归自三原，识洛阳郭汉臣君玉堂，以拓售碑志为生，而嗜古异于恒众，耳有所闻，必以目遇。为述北邙魏志，故城残石，出土时地甚备。余以墓志所以志墓，邙陵土质坚厚，夙宜墓葬，古冢何累累，见于魏晋歌咏，抔土片石，不知存史迹几许。其拓本流传，虽可仇正史之异同，供艺林之玩赏，然千百年后，兆域无徵，邑乘无考，古迹淹没，治史地者，将何所据依乎？”据序言可知，王广庆建议郭玉堂先生，访览之余，可详细记载墓志发掘的时间地点，日后可帮助整理写定，必将成为信史。十年后，郭玉堂先生所录已有四册之多，按年月编次，抄录副本，交广庆先生整理。1939年秋，王主政校长的河南大学迁址镇平，始有空闲，乃以旬月之力，校录后署曰《洛阳石刻出土时地记》。1940年，河南大学迁至嵩县潭头镇，王广庆“往复质校，又逾数月”，方致函郭玉堂先生，“国难未已，恐并此亦有放失之虞”，建议先将稿本付梓，交友好分存。郭玉堂先生出版付印时，由顾燮光先生题写书名——《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书中有王广庆先生所作序言两篇。

    北邙出土墓志，多归于千唐志斋，功在张钫先生。而张钫先生收藏碑刻志石，亦与王广庆先生促成有关。关于张钫修建千唐志斋始末，坊间流传多种说法，笔者近年得见王广庆先生一篇《洛阳墓葬与石志》的文字，文中言及此事较为详细，可以解惑许多。先生说：“近来洛阳唐志出土者，为数极多，虽有文无取者，然所存地名官名，大裨益于治史且为修地方志者所必需，当时此石为人遗弃，散置乡村槽枥庭阶之间，每方值银币只三元，不及新石每方尚需工料八元之值，余促邑友张氏蛰庐斥资托郭君玉堂从事广收以存史料，数及七八百方时，又名其嵌置之室曰千唐志斋，民国二十三年至吴，请余杭章太炎先生为之篆额，其后续得，几千七八百石，郭玉堂有拓本行世，蔚为古今巨观。”关于墓志取石，王广庆先生亦有考证：“洛阳碑志石材其精者取之伊洛南岸万安山，质细无瑕，与陕西平青瑶相埒，其粗者取之伊阙附近，多斑驳纹，唐志多用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