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跟喜

    王广庆嗜爱金石，不唯考据卓有成效，且竭尽收藏保护之能事，从其调查记述考订《洛阳出土正始三体石经》、《熹平石经》之经过，可见端倪。

    据王广庆记述，1921年春，其自陕归来，有事于洛阳，稍有空暇，即蒐罗河洛间出土之金石文字。某日，其同学赵汉臣曰洛阳有三体石经出土，乃城东龙虎滩村人黄耀坤之父雨后见于自家墙头，可惜石已售出，但有拓本可得。王闻知此事，极为关注，后辗转托人从黄家得一摹本，观其文字，知为《尚书·君奭》篇遗文，认为乃稀世珍物，遂详细了解该石发现之原委，得知光绪乙未年（1895年）春三月初七，白马寺人刘克明为村南龙虎滩黄占鳌刻名章，黄见其随身携带《六书通》，其中文字字形奇古，和其家瓦砾中一残石字迹类似，即引刘至其家辨识，刘知其为奇异之物，便讨黄子耀坤习字纸淡墨摹之。龙虎滩在古开阳门附近，距汉太学遗址不远，识者知此处有三体石经，此物必是魏齐未及移徙之残石，于是拓本开始传于市井。不久，黄氏以四十金售予古玩商党廉，党氏系山东黄县丁树桢资助在洛阳收购古物者，丁见石经残石，大喜过望，遂付党氏八百金收之。后来不断转手，先后为多人所得，至王广庆调查时，残石归于合肥人周季木之手。王广庆据拓本考证，原石背面应有《春秋》经文，可惜未有拓本，甚为遗憾。王未见原石，心有不甘，即告知碑帖商郭玉堂留意于此。

    1923年12月，郭玉堂告知王广庆，洛阳又有石经出土，因乡人朱某挖蒌根，掘地四五尺，得巨石二方，一块广及三尺，一块尺余。表里刻尚书春秋文字。出土地为碑楼庄，与龙虎滩隔河二三里。王广庆遂嘱告郭玉堂，望速转告石主，切勿售予外人，自己设法筹款，使石经妥为保存，不致流失。“即以之函同邑张伯英钫，俾玉成此举。”未几，石经被洛阳城内谢荣章购去，因石重不便藏匿，遂凿为二，毁字数十，省方令予追究。其时适张钫回洛，以“石出洛阳，不宜为私人有，拟建亭于城西北隅关岳庙栏护之”，因款项不足，未果，经石暂收归公有，从谢荣章处移至洛阳县署和吴家街新安官磺局王广庆寓所。遂倩工拓片两份，交王广庆分别赠予章太炎、于右任二先生。章太炎早先已有李根源所赠《尚书·君奭》篇，两相比对，犹自衔接，珠联璧合。是年六月，王广庆回洛，抚视经石，发现原来拓本漫漶之处，并非缺字，而是锈迹未除，遂剔之，得其全貌。章太炎先生亦有诗记其事曰：“正始传经石，人间久不窥。洛符无故发，孔笔到今垂。八体追秦刻，千金笑华碑。中原文物尽，麟出竟何为。”

    王广庆剔除经石之土锈，只是存于其寓所之半石，另一半及尺许小石，则因存于洛阳县署未能剔洗，尚有未剜之字。当时索阅拓本者甚多，加之锤拓者技术粗劣，以致字迹小有泐损。洛阳民间自今尚能见到当年石经之拓本，亦有民国时期碑拓商复制之经石拓本流转。

    关于三体石经出土之始末，章太炎、王国维、罗振玉等人都有大略记述，均不及王广庆先生当年所写《洛阳先后出土正始三体石经记》叙事之详细确实。诚所谓当时当事，考而记之，时光流转，文字不灭，信史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