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幕府时代，西方列强强迫日本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在明治维新后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原先的不平等条约一个个地废除了，只剩下了最后一个不平等的条约，这就是与英国签订的《日英通商航海条约》。为了废除这个条约，陆奥宗光之前跟英国人谈判了几十次，想尽一切办法，但一直没有成功，日本国内大为不满，批评他是“软弱无能的外交官”。现在，为了充当英国在亚洲的小弟，陆奥宗光提出必须废除这个条约。他成功了。

    1894年7月16日，在英国伦敦，陆奥宗光亲自在新的《日英通商航海条约》上签字。西方列强对日本的最后一个不平等条约废除了。

    按照新条约的规定：英国取消在日本的租界，废除在日本的治外法权，日本提高对英关税率（由5%提高到10%~15%）。英国不仅取消了在日本的特权，关税的提高还将为日本接下来发动中日战争提供巨大的经济支持。

    在条约签订的同一天，英国立即对大清国政府翻脸了，李鸿章得到了来自英国外交部的照会：立即答应日本人提出的所有条件！

    李鸿章奉行的以夷制夷的外交手段失败了。它表明这一手段的核心不仅在于如何准确把握其他国家的利益，更需要本国有抽刀亮剑的勇气。

    日本人狡诈、贪婪、阴险、坚定、勇猛、狼性十足，在俄国和英国之间左右开弓，这是另一种版本的以夷制夷。而清政府失去了原本属于它自己的机会。

    在外交上，大清国处处表现出谦虚忍让的姿态。但谁都知道，在国际冲突中，进攻或者以攻为守才是大部分时候的首选，一味妥协和退让也许会让你获得“道义上的支持”，但也会丧失很多的盟友和潜在盟友——如果自己都不强硬，大家又怎能支持你去强硬？

    在与陆奥宗光的外交争斗中，李鸿章可以用“完败”一词来形容。除了国家实力，中日两国在外交方面上的指导思想也是完全不同的。这要从一本书说起。

    1864年，大清国翻译出版了一本很专业的书籍——《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这是一本国际法著作，主要讲述国家之间的往来、出使、交战等国际惯例，作者是美国人，他的观点是很善良的，比如小孩子们不到万不得已不打架，国家也一样，即使打架，也必须有个理由（师出有名），而且不能自己先动手，要等对方先开打。

    这本书翻译成中文后，取了个很吓人的名字：《万国公法》。

    《万国公法》受到了大清国外交界的热烈欢迎，书中的观点很符合中国的传统道德，也代表了清政府对于西方列强世界的善良愿望，在清政府看来，此书是西方“大儒”所著，各国君主必定真心遵守，不敢违抗，一旦国与国之间发生摩擦，各国都得对照书中讲的来定案。

    于是他们把这本书奉为外交宝典，有重大问题争论不下的时候，就搬出宝典来看一看。

    同一年，这本书由大清国传入日本。对于在大清国的政府高层流行的书，日本人自然不敢怠慢，他们对此书给予了高度重视，掀起了一股“国际法热”，用当时学者写的文章来说，就是“第一次知道了各国之间交往也是有法规的”。但是，日本人在仔细研究了之后，提出了疑问：各国真的会遵守这样的法规吗？

    几年后，带着这样的疑问，一个代表团出发了，他们在西方世界看到了弱肉强食的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主义后，就更加疑惑。在德国，著名的“铁血宰相”俾斯麦毫不忌讳地告诉日本人：

    “在国际关系中，正义和力量从来是在一起的，有力量才会有正义。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最重要的是加强实力，以自己的力量来保卫自己，而不要依赖任何国家。你们要知道，事实只可能是，当某一国感到国际法对他不利时，他就会置之不理、多方狡辩、诉诸战争。所以《万国公法》中讲的能不能得到执行，完全是靠实力说话的。”

    日本人终于用实地见闻证实了他们的怀疑，考察团满心欢喜地将答案带回了国内，《万国公法》再也没人去看了。福泽谕吉用一句话来总结：

    “数千万言的《万国公法》，可以用一声枪炮抹杀之。”

    日本从此信奉务实外交和强权外交，而陆奥宗光无疑是这方面的突出代表。

    （摘自《大清灭亡启示录（1894—1911）》 作者 黄治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