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继远     70后，洛阳土生土长，现在深圳谋职，闲时鼓捣散文，常被误认为老年作者。

    肇始于当年轰动全国的南京“彭宇案”，“老人跌倒，扶还是不扶”成了一道让国人纠结不已的难题。各类媒介不时爆出正、反事例，专家也众说纷纭，今年央视春晚上的小品《扶不扶》，更引起了人们对此话题的深思。

    节目很精彩，现实很残酷。跌倒的不见得只有老人，年轻人也会跌倒。跌倒未必只是扭了骨头划破皮，也可能夺去一条鲜活的生命。上周，深圳媒体报道：2月17日，IBM深圳公司一名35岁的女项目经理，突然晕倒在地铁蛇口线一出站口的台阶上，在长达50多分钟里竟无人上前扶起，等到救援人员赶到时，她已死亡。

    此事很自然地引起了深圳市民的热议，有人批评路过的人没伸出援手；有人认为乘客在地铁站内跌倒死亡，地铁站应负责任，与路人无关……一家媒体还派出多路记者，在市内八个地点进行“爱心测验”：记者佯装跌倒，看路人“扶不扶”。记者此举又招来不少批评，说这是现代版“狼来了”，用欺诈方式考验市民的善良。

    这就是我们所处的时代，全民裁判，快速消遣。每当有社会事件发生，人人都上升为道德裁判者，义正词严地批评路人的冷漠、城市的无情。当事件被消遣得差不多时，人们的视线和话题就迅速转移了。像“外企女经理跌倒死亡”事件，热议过后估计没几人会考虑，她的离世给其亲人留下了多少伤痛。

    说到底，人们关注和议论“扶不扶”事件时，所持的同样只是路人心态。在众人心里，并没有对生命个体由衷的尊重和敬畏，有的只是功利和算计。媒体倡导扶人时，同时在传授拍照、拨打110留证据等“扶人三十六计”。小品《扶不扶》里，推着自行车上场的“路人乙”，在被问及“扶过仨”的结果时，泪奔着告诉郝建：“这么跟你说吧，哥以前开的是大奔。”

    当人们尚未真正形成社会公民意识，确立生命至上的观念时，心目中往往只有自己，很难做到推己及人，把他人看成和自身一样的生命个体。城市里有那么多人，有冷漠的，也有热心的。扶或不扶，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因此根本不足以作为衡量社会道德进步或滑坡的佐证，也不足以成为衡量一座城市有没有爱心的标准。

    同样在深圳，“外企女经理跌倒死亡”事件发生次日，在地铁罗宝线的车厢里，一名女子晕倒，就有很多乘客向她伸出了援手。只是人们更倾向于关注反面事件，这一正面新闻倒没引发人们多少关注。

    在民众普遍缺乏尊重生命的素养时，把扶的希望寄托在不确定的好人身上，显然很不可靠。生命脆弱，那就先尽量照顾好自己，别让自己跌倒。当遇到有人跌倒需要帮扶时，别犹豫，上前问候一声，施个援手。世界变幻莫测，谁敢保证，下一个跌倒的不是你？

    这个，你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