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我对马兰说，决定离开上海，到她工作的安徽合肥定居。

    马兰大喜过望，却又忧心忡忡：“你这么一个纵横世界的文化人，陷在合肥这个小地方，会不会不方便？”

    我说：“正因为纵横世界，哪个角落都可以安居。人为什么要结婚？就是为了走投无路时有地方逃，逃到老婆身边。”

    比起上海，当时合肥还相当贫困落后。我们住在三里街一处简陋的宿舍里，我在那里写了《霜冷长河》和《秋千架》。

    在合肥那几年，我心里很安静。妻子经常带着剧团到各地演出，一出去就演很多场。当时国内有几家报刊在全国各省作问卷调查，问民众最喜欢哪个剧种，最喜欢哪个演员。马兰领军的剧种和她本人，几次都名列第一。

    不管她到哪个城市演出，都一票难求。即使在台湾大选期间，剧场外面每天晚上拥挤着几十万为选举“造势”的民众，没有一个剧团敢在这个时候卖票，而她的演出还是场场爆满。在大陆很多城市，她都创造了连续演出场次最高的纪录。戏剧危机，在她身上从未体现过。

    她创造的最高票房，没有牵制她大胆的国际化实验。而她的实验，也没有影响她的票房。

    她分布在全国各地的戏迷，组成了一个庞大的联盟。如果她去北京演出，那个联盟的各地成员都会用各种交通方式赶到北京，由北京的成员负责接待。在这个群体的人，一律叫我“姐夫”。这一叫，使得踉跄于陌路上的我也稍稍有了一点安全感。

    但是，最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妻子几次回家，表情郁闷地告诉我，不知怎么回事，周围的人突然都躲着她。

    一位刚刚退休的省委领导悄悄告诉她：“他们的‘局’排定了，没有你。你还是走吧！”

    她惊讶而又慌乱地看着这位领导，说不出一句话，只是在心里问：他们是谁？什么叫局？我为什么要走？走到哪里去？

    那些日子，马兰只是等，她在等一个说法，但是她不问、不求、不争。她的人格和艺术水平，是由许多“不”字组成的，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被打破。在等的过程中，她一直在猜测其中的原因，而且全在自己身上找。

    “是不是那次北京官员来视察，我没有听从省里的意思去参加联欢会？”“是不是我从来没有向上级汇报过思想？”“是不是我宣布不再参加评奖，会影响官员的政绩？”“是不是他们动员我入党，我因为怕开会没答应？”

    我说：“都不是。主要是你创建东方音乐剧的大踏步实践，严重超越了这里的文化管理体制。正好，又遇到了我的事情。全国那么多人在报纸上对我的长时间围攻，给他们造成一个深刻的印象。”

    妻子没有反驳。

    那年，她才38岁，和当年严凤英离开人世是同样的年龄。所不同的是，马兰已经把自己所在的剧种，推到了当代国际戏剧学的大门口，只差了几步。

    上海没法留了，安徽不让留了，我们能到哪里去呢？

    马兰最看不得的是她的爸爸、妈妈也受到波及。就在前不久，当马兰带着剧团到海内外演出让大家都风光无限的时候，她的爸爸、妈妈几乎天天都看到人们热情的笑脸。现在，大多数人的笑脸都冰冻了。两位老人家又回到了做“右派”的年月，面对着一双双冷眼。

    三里街的住所看不到旭日，却能看到一小角夕阳。马兰背靠着几件徽派的木雕看着我，久久不说话。

    她平日几乎不流泪，这次却流泪了。她赶忙擦去，别过身去看夕阳。

    这个夕阳下的剪影，让我连续几天都失眠。

    （摘自《吾家小史》 作者 余秋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