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跟喜

    洛阳汉太学遗址所出石经，一为熹平石经，一为正始石经。20世纪二三十年代，残石时有出土，世人惊奇。王广庆关于石经出土之记述，详尽始末，所著《洛阳先后出土正始三体石经记》之外，尚有《洛阳出土熹平公羊石经考》《缩印章氏丛书后序》等，因系王广庆亲历采访，见闻所及，皆真实可信。

    据《后汉书·灵帝纪》：熹平四年春三月，诏诸儒正定五经文字，刻石立碑于太学门外。《后汉书·蔡邕传》记载：（邕）奏求正定六经文字，乃自册书于碑，使工镌刻，及碑始立，后儒晚学，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辆，填塞街陌。世人所见典籍关于石经所记，除《汉书》外，另有北魏杨衒之《洛阳伽蓝记》一书，遗憾的是，因前人记载有误，杨衒之以讹传讹，造成后人误识。

    民国二十三年，洛阳再出三体石经残石，王广庆先生将拓本呈送章太炎，章即诠释古文百余字，并作考语五千余言，认为洛阳太学所立石经，一体熹平石经立于汉，为蔡邕所书，三体正始石经立于魏，为邯郸淳所书。前人所以记载舛误者，因邯郸淳与蔡邕为同时代人，且年龄相仿所致。对此，王广庆亦有考证：《后汉书·儒林传》所记，误将熹平石经记为三体字，以致事实迷乱，贻惑后人。

    据谢承《后汉书》记载：石经立于太学门外，“瓦屋覆之，四面栏障，开门于南，河南郡设吏卒视之”。可惜河洛动荡，政权更迭，汉魏石经屡遭劫运，魏齐二代，石经被迁徙邺城（今安阳市北），隋唐时期又徙至关中。石经北徙后，所遗碎石时有出现，除三体石经外，民国十八年洛阳曾有熹平石经《周易》残石出土，石被一分为二，上半为湖南李况松所得，下半为于右任所得。另1945年、1957年西安出土之石经残片，亦为洛阳太学石经徙移之遗存。

    王广庆在《洛阳出土熹平公羊石经考》中，还记下了一些详细情节，至今读来，颇为有益。当年正始石经出土，王广庆因事赴沪，无暇顾及，遂致函张钫，将残石收公。不久，张钫托人将拓本寄至上海，嘱王广庆转赠章太炎、于右任二位，太炎先生一见拓本，惊为“稀世珍宝”，兴奋之余，以工资百元，嘱令洛阳县政府再事发掘，期望另有新得，因地方不靖，未果。由此世人皆知洛阳出土之石经，乃中华文化传世之瑰宝。而乡人亦知太学遗址地下有石经残石，留意挖掘，当年所见石片，每存一字者，可得三元，三字以上者五元，五字以上者十元，若百字以上则无定价，可任意索价。另残石中所见之文字，若有与历代所传五经文字相异者，每字可得十元以上，因为考古者得此残字，可借以稽考经典，解千年经说之疑案。

    民国十年到二十六年间，洛阳不断有熹平一字石经残石发现，可惜都流散无寻。民国二十三年所出《春秋公羊传》经石，初为王道中所有，日人欲出四万银元购之，因抗战起而未得逞，其后行政督察专员李杏村派汽车一部，倾囊收存，现存台北国立历史博物馆，史家所云此石流落异国之说显为误传。